昨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來自湖北的江山想在居住了十年的深圳一個居委會選舉中當一個選民，卻被一道道法律與政策門檻擋在門外。為此他七上法院，但最終仍然敗訴。江山直言，他對民主的渴望心情也遭到了挫折。經常有人以民眾缺乏民主素養為借口，拖延基層民主進程。然而，江山一案顯示，問題可能恰恰在于，現有的法律、政策相比于民眾的民主熱情，可能有點滯后。尤其是對如何處理外來常住人口———更合理的稱呼是“新市民”———的民主參政權利，法律缺少明確規定，或者更糟糕的是有太多的限制。在幾乎每個城市，“新市民”已經成為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圳可能最為典型。據統計，截至去年年底，深圳市外來勞動力辦理就業登記手續的用工人數為417萬人，外來工是戶籍員工的5倍。這些市民大多數早已離開家鄉，常年居住于城市，他們已經把生命、財產交付給城市。他們當然希望自己能被城市接受，成為具有完整資格的城市居民，其中包括參與城市的公共生活，參與自己所在社區的自我治理，以及參與人大代表的選舉。但是，城市的管理架構和城市管理者的理念，卻不能適應早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城市人口格局，大多數地方法規和政策依然旨在強化戶籍人口與暫住人口之間的壁壘，尤其是限制“新市民”行使其民主權利。在大多數城市，“新市民”沒有選舉所居住地區人大代表的權利，當然更難被選為人大代表。即使是居民委員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受到諸多限制；他們甚至不能擔任業主委員會的負責人，盡管他們是完全合格的業主。這樣的法規、政策，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后果：居住于各城市的“新市民”，總數可能在幾千萬甚至更多。他們因為已經長期離開戶籍所在地，而不可能參與那里的民主政治，但在新居住地，他們又面臨高不可攀的門檻限制；這樣，他們就在事實上失去了參與民主生活的權利和機會。有效的權力必須以民眾的認可為基礎。大量“新市民”被排斥在城市、社區的公共生活之外，不能參與公共事務，感覺自己受到歧視，當然就對社區、對城市沒有認同感；對城市的法規及管理者的權力，也沒有認同感。這樣的管理秩序當然是脆弱的、低效率的。明智的城市政府會意識到：只有尊重“新市民”的人格，保障他們的權利，讓他們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城市的管理才是有效的，才能發育出比較健全的秩序。不過，城市政府即使意識到這一點，也未必會積極接納這些“新市民”。因為，這需要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務開支。假如增加的幅度不夠大，則有可能導致現有戶籍人口人均享有的城市福利下降。這是城市政府不愿面對的。面對這一困境，惟一的辦法是調整或完善全國性法律，從更高層面上賦予“新市民”以充分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尤其是給予他們以及時而有效的權利救濟手段。現行《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隱含地賦予了“新市民”以居委會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卻沒有規定，假如這種權利受到侵害，當事人可以得到什么樣的救濟。最終的救濟方式，當然是司法救濟。然而，江山一案顯示，基層法院通常傾向于按照城市政府的政策進行判決。這樣，對司法救濟制度的完善，顯然需要更周詳的考慮。當然，對地方政府制定的從嚴解釋、甚至公然違犯《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相關規定的紅頭文件，恐怕也該設計出有效的應對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