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殼牌”石油公司的原則值得借鑒，它的原則就是：在強勁的收益率基礎上為客戶提供價值、保護環境、尊重和保護員工、服務社區與相關利益方合作——企業除了追求經濟利益之外，還應該像公民一樣承擔社會責任、履行相應義務。胡星斗：著名中國問題學專家楊 濤：社會學者盛大林：時評家楊宏生：本報記者效益“最佳化”而不是效益“最大化”記者：提到“污染”、“礦難”、“毒奶粉”、“蘇丹紅”之類的字眼，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盛大林：我首先想到的是，人類太不尊重生命了，對自己的同類怎么能這樣不負責任呢？胡星斗：我首先想到的是“利益”、“道德”與“社會責任”。楊濤：我首先想到的是企業和政府的責任。企業是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存在，但一個企業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不能用危害社會的方式來進行，追求利潤與造福社會，保持一種“雙贏”的狀態，企業才能有前進的動力。當然，“雙贏”狀態的形成，政府的監管是必不可少的。記者：在討論“企業公民”這個話題之前，我們是否應該首先澄清一下“企業公民”的涵義？盛大林：有很多人對這個提法比較陌生，應該先解釋一下。依我的理解，所謂“企業公民”就是指企業也應該像公民一樣承擔起各種責任和義務。胡星斗：所謂“企業公民”是從“公民”一詞演繹而來的。“公民”指能夠了解和履行自己的權利和責任（包括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國民。由此，可以界定“企業公民”指能夠了解和履行自己權利和社會責任的企業。記者：就“企業公民”這個概念來說，其側重點是“企業”還是“公民”？ 楊濤：在我看來，“企業公民”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公民”。公民是法律概念，是憲法法律關系中的主體，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相應的義務。“企業公民”的提出，是要將企業視為法律主體，強調一個企業要有主體的意識，也要像公民一樣承擔社會責任，履行相應的義務。記者：“企業公民”行為屬道德范疇，還是法律范疇？ 胡星斗：其行為既有道德范疇的事項，如捐贈、公益精神，也有法律范疇的事項，如破壞資源環境、制造假冒偽劣產品、使用童工、虐待工人等，還有道德與法律兼具的事項，如是否講信用、尊重生命等。楊濤：“企業公民”行為首先應當是法律范疇，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強化對員工權益保護、環境保護和對供應鏈中上、下游企業提供公平的交易機會等等的“企業公民”行為，事實也是法律所規范的。當然也有許多“企業公民”行為，諸如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等等，并沒有為法律所規定，這些可以說是屬于道德范疇。記者：“企業公民”的核心是“承擔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最大化贏利”和“承擔社會責任”二者本身是否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楊濤：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從短時間來看，可能存在因為承擔社會責任影響企業贏利，然而，從長遠來看，企業如果只關注利潤，不顧對社會產生的影響，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胡星斗：所以，我不贊成使用“企業公民”一詞，應當使用“公民企業”一詞。片面地強調“最大化贏利”必然與承擔社會責任發生沖突。“公民企業”的核心不是承擔社會責任，而是利益最佳化。注意，我使用的是利益最佳化一詞，而不是最大化，也就是說，企業應當在社會責任、利益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利益最佳化本身就是承擔了社會責任，為國家增加了稅收、創造了就業、生產了優良商品、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某些企業的公民意識嚴重缺失記者：您認為現階段我國本土的“企業公民”是什么狀況？是很普遍，還是極少？ 楊濤：我國本土的“企業公民”是極少的，不過，這種狀況也開始在改變，一些企業特別是合資企業正在起著榜樣的作用。盛大林：絕大多數企業意識不到自己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胡星斗：我國目前極少有“公民企業”，這與中國的公民意識尚未完全覺醒、公共精神不發達、公共道德沉淪是一脈相承的。記者：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說，一個企業大致會經歷三個發展階段：純粹掙錢、追求規模與“企業公民”時期。今天中國的絕大部分企業仍停留在第一階段，一部分企業進入第二階段。基于此觀點，您認為，就目前而言，呼吁我國普及“企業公民”意識，是否超前？胡星斗：他的三階段說基本上是準確的。第二階段應為追求控制力階段，包括追求規模、權利和控制力的擴大。中國的企業目前絕大部分處于前兩階段。但并不能說呼吁建立公民企業就超前了，因為社會發展需要目標指引，健康的發展更需要優秀的企業。楊濤：的確，現階段中國企業的發展的不充分，給我們普及“企業公民”意識帶來阻礙，但是，在一個全球化的市場中，面臨更激烈的競爭的環境下，在資源緊張、環境惡化以及貧富分化等等背景下，我們不能等到企業發展充分了再去提“企業公民”意識。記者：我國為什么缺失本土“企業公民”？ 胡星斗：我國缺少“公民企業”，一是企業發展還沒有進入高的境界和階段，二是社會公民意識不發達，公共精神缺乏，道德沉淪。楊濤：一方面的確跟我們市場經濟發展的時間不長、企業經濟實力普遍不夠強有關；另一方面，跟企業家本身的人文關懷素質不夠以及非政府組織數量不多，且參與公眾事務決策的機會仍然非常有限，并不足以形成制衡力量有相當關系。強調非政府組織的行為對企業的制約非常重要，這有助于企業在多方博弈中自覺履行“企業公民”行為。在西方，人權組織、勞工組織、環保組織等組織對企業形成制衡，對“企業公民”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記者：今年5月10日，在“國家環保總局掛牌督辦九大環境違法案件”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環保總局環境監察局局長陸新元說：“受《環境法》制約，企業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也高的現象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守法吃虧”使一些企業形成“寧可受罰也不愿治污”的行為習慣。正如一家企業負責人所說：“我們寧可繼續生產也不愿治污，大不了繼續受罰，反正環保罰款的錢遠遠不如停業整頓的損失和環保設備的購置維護費多。”您如何評價這種現象？胡星斗：是呀，法制、制度不完善，也是“公民企業”缺少的原因之一。必須完善制度和法律，加大執法力度和懲處力度才行。記者：一些地方政府考核企業的標準往往是企業經濟規模，是經濟增長點，是稅收。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不惜犧牲環境，招商引資時降低門檻，新建項目時擅開“綠燈”。對于企業的問題（比如礦難、污染等），地方政府往往是壓著、捂著，生怕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您如何評價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胡星斗：某些不正確的政績制度確實成為企業“不公民”的原因和保護傘。所以說，完善制度，確立法治，建立能夠代表礦工、農民工和廣大工人利益的工會以制約老板、地方政府的錯誤行為，也是關鍵。楊濤：企業本應盡的社會責任被政府所掩飾，企業就沒有動力從事“企業公民”行為，這樣可能帶來一時經濟增長，企業卻無法做強做大，而且帶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后果。企業需要“人文意識”記者：企業的“公民”意識不強，會產生什么后果？ 楊濤：企業如果只顧追求贏利最大化，而沒有“公民”意識，長此以往，環境污染嚴重，企業內部勞資對立，企業與弱勢群體對立，企業外部生存環境惡化，企業將缺乏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社會也將因此受到極大損害。企業沒有“企業公民”意識，企業的經營行為發展下去可能是與社會環境的“零和博弈”。 盛大林：企業缺乏“公民”意識會產生多方面的不良后果。從企業自身來講，它會降低企業的美譽度，削弱企業長期發展的社會基礎；從社會的角度看，它也會危害自身的安全。“公民”遵守社會道德和法律是為了別人，也是為了自己，如果別人都沒有“公民”意識，那么每個人都不會有安全感。總之，企業的“企業公民”意識不強會危害社會的和諧與發展。記者：就目前而言，我國“企業公民”得不到普及，責任在誰？誰應該承擔普及“企業公民”意識的責任？胡星斗：責任一方面在政府，一方面在企業家的素質和企業本身，另外，還有社會、文化的因素。沒有公民社會，哪會有公民企業？沒有公民文化，國民普遍自私、狹隘、惟利是圖，那么企業家的素質也就高不到哪兒去。盛大林：“企業公民”意識的普及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記者：我國本土企業正在長大，而能夠支撐一個企業做大做強，實現國際化的支柱是什么？是對商業利益的追逐，還是為社會創造價值的理想和責任感？盛大林：企業的大發展離不開“企業公民”意識的支撐。尤其是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商業利益與社會責任感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在歐美發達國家，企業家們大都熱心于社會公益事業。胡星斗：企業的國際化一靠經濟實力、開發實力，二靠優秀的治理制度，三靠企業文化和企業的當地化。追逐利益是表面現象和企業的必然，但是如果企業沒有社會責任感，也就沒有長期的利益，也不可能建成百年老店。楊濤：一個企業要做大做強，實現國際化，對商業利益的追逐與為社會創造價值的理想和責任感應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方面世界優秀企業公民——“殼牌”石油公司的原則值得借鑒，它的原則就是：在強勁的收益率基礎上為客戶提供價值，保護環境，尊重和保護員工，服務社區，與相關利益方合作。記者：打造本土“企業公民”還缺什么？政策、資金、機制？還是其他什么？盛大林：“企業公民”意識不是錢可以買來的。即使有足夠的錢，買來的東西也不可能是“企業公民”意識。要打造本土“企業公民”，既需要制度、政策、機制的保證，更需要宏觀的大環境，比如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治社會的完善。背景 污染、礦難、毒粉絲、毒奶粉、特氟龍、蘇丹紅、石蠟油……這些頻頻出現、觸目驚心的字眼，使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提高企業“公民”責任的呼聲日益高漲。今年5月份在北京召開的《財富》全球論壇上，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說，就中國的本地化公司而言，大部分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不強，仍然處在“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層面。王志樂認為，一個企業大致會經歷三個發展階段：純粹掙錢、追求規模與“企業公民”時期。今天中國的絕大部分企業仍停留在第一階段，一部分企業進入第二階段。十六屆三中全會“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戰略方針，要求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應當把企業生產經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