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的打工妹藍元梅（左）和18歲的打工妹董永霞 圖/黃廣明 她是千百萬珠三角打工仔打工妹中的一個，辛勤工作，補充文化知識，卻對未來沒有一個明確方向 “每次回家看到家里就心酸，在城里呆久了，家鄉卻依舊貧困，媽媽白發也多了起來，只要想起媽媽，再苦再累也要好好干。” 深圳天安數碼城一帶，工廠云集，數碼城工人生活區，一間間鴿子籠般的房間鑲嵌在一幢幢宿舍樓中，在一間陰暗逼仄的七人宿舍里，今年20歲的廣西妹藍元梅——千百萬深圳打工仔打工妹中的普通一個，向我們講述她的打工故事。 自從2001年來深圳后，藍元梅只回過兩次廣西上林縣老家。今年7月，藍元梅剛回了一次。 2001年剛來深圳時，她只有16歲，只能辦臨時身份證。初中剛畢業，考上了中專，家里卻沒錢供她念書。父親因貸款炒股票欠了一大筆債，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藍元梅已有五六年時間沒有見到父親。藍元梅有一姐一弟，姐姐也在深圳打工，弟弟在家鄉鎮上的中學念書。 2001年她剛來深圳時，在關外寶安的一家電子廠工作。第一份工作做了一年多。“那時幾乎天天上班，偶爾不加班。每天要工作12個小時，忙的時候要通宵工作，一個月才六七百元工資。” 初來乍到的新鮮很快就被工作的疲憊所替代。藍元梅記得，她們早上要7點起床，洗漱，吃早飯，8點就要上班，午餐和晚餐各有一個半小時休息時間，晚上通常要加班，10點半左右下晚班，消夜，排隊洗澡，洗衣，跟打仗似的，通常要到凌晨才睡。藍元梅和她的工友們普遍睡眠時間不足，上班打瞌睡，焊錫的烙鐵把自己的手給燙了，這樣的事經常發生。 有一次藍元梅生病，正趕上工廠趕貨，請假廠里都不準，只允許打針休息幾個小時。還有一次藍元梅的姐姐大老遠來看她，小藍要去車站接姐姐，想請半天假陪姐姐，工廠只準假兩個小時，接回來就要她繼續上班。 管理人員對工人很不尊重，下班要搜身，看有沒有偷走產品，男工就直接搜身，女工用電感器探測。 有時工人想辭職，工廠還不批，非要辭職就別想要當月的工資。還有一次，一位中年工人工作中不小心把手指切掉了，工廠馬上讓他離開原崗位，在廠里打掃衛生。“公司做了很多違法事情，但總覺得告狀沒有用，勞動局都應該是護著老板的。” 對初次來到城市打工的藍元梅來說，第一份工作著實讓她領教了都市生存的殘酷。 高興的事？“高興的是認識了很多朋友，不高興的是，本來大家玩得很好的，但有些工友提了班長后，就開始對我們兇起來。” 在第一份工作做了一年之后，藍元梅換了一份工作。這是一家助力器廠。老板不錯，比第一家廠人性多了，逢年過節請大家吃飯，還組織員工到海濱玩。工資也比原來漲了一些。問題在于工作環境太糟糕。車間太熱。 又工作了一年兩個月，2004年6月，藍元梅來到關內的精量電子廠工作，這是一家美資企業，比較嚴格地遵守勞動法。參照深圳近期公布的最低工資，有690元，像藍元梅這樣經常加班的工人，月收入可以達到1400多元。 業余時間，不加班的話，“以前是很無聊的，就是看電視。”從去年9月開始，藍元梅和她的很多工友們參加了一個公益性質的外來工社區學院。在那里學習計算機，主要是學一些辦公軟件。另外這家機構還放電影，開舞會，辦講座，涉及勞動維權、人際溝通、預防艾滋病等等，很受周邊地區工人的歡迎。“我們已經把外來工社區學院當成了一個家”，藍元梅說，“以前沒事就逛街，看電視，現在沒事就往那里跑，生活充實了很多。” 對未來有進一步的打算嗎？“有打算，但還是有些不自信，總覺得文化知識不夠，”小藍說，“想做文員，或到商場做收銀員，總之工資要高一些。” 以前在關外的時候，小藍一個月生活費花不到50元。現在則要花兩三百元。盡管如此，小藍還是省吃儉用，一年總要往家里寄上一萬元左右，供弟弟念書，補貼家用。這是一個讓記者汗顏的數字，盡管我的收入是小藍的數倍，卻沒有眼前這位瘦弱的打工妹有家庭責任感。 想在深圳定居嗎？“定居？定居就要買房，這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事。”小藍說，“現在沒有想得太遠，只想家里能過得好，賺點錢，走一步算一步。” 在外來工社區學院的學習讓藍元梅們懂得了知識的重要性，“我學會了上網，與人說話膽量也提高了一些。” 對藍元梅們來說，參加外來工社區學院，讓這些打工仔打工妹們有了公共生活。作為外來工社區學院的一名優秀代表，藍元梅參加過這個組織的一些公益活動，如探訪麻風病人。“原來以為自己就是弱者，怎么能夠幫助別人，現在發現弱者是相對的，我也能夠幫助人，幫助人的感覺很好。” 在城里呆久了，小藍回家時都有點不習慣。“回家時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會覺得親切，激動。”但家鄉貧困依舊，“變化不大，好像更破了，家里都是泥土，不習慣，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生活單調得要命，住了幾天又想回深圳了。” “我們這一代人，會干農活的非常少了，大多數人都不想回去，但憑我們的實力在深圳定居又太難，大家對未來沒有想得太多，只好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