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印有雅馬哈、索尼、健伍這些知名牌子的音響和功放以幾千元至幾萬元的價格在日本、歐美市場上暢銷時，劉小玉（化名）在中國的廣州市番禺區某電機廠里，正以一天站立工作12小時的高強度工作。

誰也無法統計，類似這樣加班的工廠在珠三角地區，到底有多少家。能夠監督這些行為的目前只有兩大部門：勞動部門和跨國公司。

從1997年開始關注SA8000（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在從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八年多時間里，困擾廣東省社科院教授、廣東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會會長黎友煥的一個最大問題，是企業的不配合。在案例研究中，沒有人會當面告訴他真實的關于加班、招聘童工、工資結構的真實情況，他的信息收集途徑，只能通過其在當地政府部門或者海關工作的學生來收集，“政府部門也并不十分支持。”

加班

劉小玉2002年進廠，主要工作是在音響組裝流水線上釘螺絲、貼膠布、裝海綿。淡季時，上班時間“早七晚八”，早上7點上班,中午11：00~11：45午餐；11：45~20：00上班。一個月休息4天，日工時12小時,月工時達360小時。

遇上生產旺季，如最近的兩個月以來，下午上班時間則改為11：45~18：00點,18：00~18：45吃晚餐,然后再加班至21：45。每月沒有休息時間，日工時達13小時,月工時達390小時。

她與工廠簽訂的合同中，工資為574元,即不包括加班工資。每個月下來,她大概能拿到1100元的工資。工廠包住不包吃。每月交納30元的床鋪費，中、晚餐每餐1~2元。如果出現工傷，工廠按每年2000元補給醫療費，其他醫療、失業、養老保險等則一律全無。

2004年，工廠發生的一起官司給她們帶來了益處，工廠的兩位管理人員以超時加班為由將工廠告至番禺區勞動局，最后工廠輸了，區勞動局勒令其整改。面對“驗廠”

在八年多的調研時間里，黎友煥唯一見過一家公開宣傳CSR（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在東莞，這家工廠前拉了一條大橫幅，慶祝企業CSR達標之類。“我問他們老板，這是什么意思，老板說這是打給外國人看的，我們也不懂。”

跨國公司在中國實施強制性“驗廠”，已有近十年，包括沃爾瑪、家樂福、蘋果等，他們在中國的供應商大量集中于珠三角的深圳、東莞、佛山、中山等地，這里聚集著大量服裝、玩具、電子、鞋類企業。

“幾乎所有的外貿加工型企業都涉及到了驗廠”，黎友煥說。而驗廠遵循標準最多的，就是SA8000，主要集中在童工、工作時間、工資、強迫性勞工、健康與安全等方面。

按照社會責任國際（SAI）（SA8000的制定者）的統計，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國已有119家企業通過了SA8000認證，其中，珠三角一共有53家。

廣州某認證咨詢公司驗廠員周書亮則對記者說：“符合最低工資標準一般都是通過復雜的工資計算方式，將加工工資列入基本工資，造假工卡。”

驗廠方一般分為三種：跨國公司驗廠部、公證行、第三方組織。“認證的不公開，使認證失掉了意義。”黎友煥說。

大部分是沒通過認證或者連認證也無法做的工廠，更有對認證費望而生畏的。“300人的工廠，認證費、資料費和包裝費等總費用需要幾十萬元。”黎友煥舉例。而聘用驗廠員的費用則按每天750美元計算，還不算后續的跟蹤檢查。跨國公司強制性的驗廠，催生了一批以驗廠為營生的“得益者”。

“跨國公司和政府都知道現實的情況，一時半會兒是難以改變的，所以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黎友煥認為。

責任與利潤的權衡

在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背后，是社會責任付出與短期利益天平的失衡。

2005 年7 月至2006 年3 月，受英國機遇基金的委托，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進行了一項珠三角企業CRS良好實踐案例研究，抽取了珠三角地區6家典型企業的CSR推行情況，并做出了關于推行CSR投入成本與產出的數據研究。

以東莞某臺資電器加工企業為例，該廠現有員工1500人，工廠主要客戶有百安居及法國湯姆森、美國百思買、沃爾瑪等。每年生產約300萬臺小家電產品，年銷售額約2500萬美元。2001、2002年前后被跨國企業要求改善企業社會責任狀況，進行驗廠，與是否給予其訂單進行掛鉤。

在驗廠過程中，該廠被發現存在諸多的社會責任缺失問題，比如約有35％的員工工資沒達到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工廠沒有按勞動法的要求支付員工加班工資。

工廠為此投入了大量的成本進行改善，衡量投入產出（見附表），自2004年推行企業社會責任后，以利潤率下降10.5%，即每月少賺8.67萬元的代價，換來了客戶群體的改善、產品定位的提升、勞資關系改善等。

“直接獲得真實數據比較難，但通過多方途徑，還是相對比較準確的。”該課題組負責人、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產業基金與創業投資研究中心副主任鄭磊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6家案例企業的財務數據顯示成本每年增加的幅度在50萬~150萬元左右，對于本地區利潤水平在500萬~1000萬元的絕大多數企業來講,負擔是相當重的。”

這導致大部分企業并不認可這樣的投入是值得的。“這種推行CSR的前提是強迫性的。”鄭磊說。這就注定了，即使結果表明推行帶來了諸多益處，但企業并不一定自愿去改善。

“廣東省最近對最低工資的標準調整對我們沖擊很大。江門市從490元上調到600元,上調幅度為21.5％。而1998年生產6萬件滑雪服的利潤等于現在生產40萬件的利潤，推行CSR涉及到企業自身利潤問題。”廣東省開平儕達制衣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毅生對記者說。

轉型之難

在歐美，跨國公司要面臨著來自消費者、NGO等對于其企業責任缺失的道德拷問和抗議。然而，“我們追根溯源，問問跨國公司為什么要執行這種嚴格的（供貨）時間，另外對采購的價格為什么壓得這么低。最后卻怪罪消費者，認為消費者要買便宜的東西，零售商希望零庫存，并且產品款式還得是流行的，每年更新換代非常快，消費者需求給成本帶來壓力，在供應鏈一環傳一環，最終是工人付出了代價。”國際公平勞工協會主席Auret van Heerden 先生說。

“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對于下游來說，總有更低的報價，利潤空間經過不斷地打壓在縮減，這是一個死結。”鄭磊說。而在全球化的制造業鏈條上，跨國公司是渠道的控制者。“他們要求進行強制性的責任認證或COC（行為守則）認證，成本都推給了下游，供貨商在供應鏈中缺乏價格談判的能力，只能賺取微薄的利潤。”

在高附加值產業，CSR的空間或許比較大，但在低附加值產業，卻是艱難的衡量，“供應鏈相生”的理論難以發揮作用。而在珠三角制造中，聚集的正是大量的低附加值產業，要想真正推動CSR，就意味著要么提高集中度，要么拋棄這些工廠。

在政府的層面，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就業則是一對很現實的矛盾，更多時候，政府在力保維持一種秩序和現狀，“包括最低工資標準，有些地方政府并不十分愿意去推行，因為他們擔心增加企業成本，導致產業轉移，影響地區的經濟總量和人員就業。”黎友煥認為。

作為勞工權益保護的民間組織，遠遠沒有成熟起來，在普遍加班的工廠中成立維權組織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有珠三角獨立調查人士對記者說，他曾在珠三角企業中致力于推動工人勞動價格談判能力，但現實令他感到氣餒。

“跨國公司有責任有義務參與進來，通過專項基金扶持和在價格上采取合理的讓步，與企業和政府等各相關利益群體共同改善整個社會責任狀況。”鄭磊認為。

CSR 缺位三大成因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組織與戰略管理系副主任蔡曙濤認為，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勞動部門監管不到位以及工會力量薄弱是導致目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三大客觀因素。

蔡曙濤說：“GDP是地方政府考核官員的唯一指標，而招商引資的數量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即使一些出口型外資企業給政府上稅沒有當地民營企業那么多，但是他們帶來了品牌效應，官員們對此同樣非常看重，所以，應該有一個更綜合性的指標。”

在這種情況之下，勞動監察部門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正在發揮它的作用。

福建省某地勞動監察大隊的大隊長，向《第一財經日報》抱怨，即使他們明知道有些工廠有違法用工的行為，但是這些工廠大多實行封閉管理，廠門緊閉，他們也進不去。如果他們堅持要進去查，過不了多久有關部門就會有人來打招呼。

這位隊長說：“而且我們這邊人手也不夠，現在違法用工的情況很多，每天接到的投訴都處理不完，也沒有精力下去普查用工情況。”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認為，賦予勞動者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是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因為工時、工資以及勞動保護等權利的實現必須有工人的介入，前提是要成立真正的工人組織。

常凱說：“盡管在許多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和工廠守則中都承認工人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的權利，但實際當中，許多通過了社會責任認證的企業，都沒有工會組織。一些個別建立了工會的企業，也基本上是由企業雇主控制或直接由企業領導擔任工會負責人，這樣的工會起不到維護工人權益的作用。”

蔡曙濤還堅持，工會應該具有獨立性，工會主席（最好）不是該企業的員工。

盧代富認為，政府在完善應該的法律法規的前提下，至少還可以從兩個方面推進企業社會責任，一是給予企業適當的經濟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對于達到社會責任標準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優惠，鼓勵企業執行社會責任標準。這不但有利于企業出口，本身也是解決貿易摩擦的方法。

盧代富認為，政府還應該為NGO的發展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因為“把最需要規定的東西規定下來，更多的依靠民間組織去推動，這應該是政府倡導社會責任的有效方式”。

劉開明認為，中國NGO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發揮的作用很有限，一方面是中國的NGO起步晚力量薄弱，另一方面是企業社會責任源于國外，參與者必須懂英文，而且涉及到國家的法律法規比較多，需要有國際化的NGO背景才能介入，國內這些還比較欠缺。

(第一財經日報 邢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