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經濟學家稱，中國當前存在“四農”問題，這里的第“四農”指“農民工”。農民工待遇低、流動性大、沒有最低勞動保障，是真正值得關注的一個群體。為了體現對這一群體的關懷，一些地方打算施行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規定凡屬市行政區域內的城鎮用人單位及其招用的農民工，均應當按照城鎮勞工標準參加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養老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農民工本人共同繳納。但是，不少城鎮工人提出意見，真正缺乏基本勞動保障的是大量已經退休或將要面臨退休的老職工，因為他們在最寶貴的勞動時間（年齡）段所創造的勞動價值沒有扣除最基本的養老保險儲備。相比農民工他們更值得同情，因為農民工畢竟有土地做養老保障。不同的勞動力價值構成這個爭論很有經濟學價值：農民工是中國特有的經濟（勞動）現象。他們因種種原因進城打工，又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在城市扎根，最后的歸宿還是農村。他們與城鎮勞動者的一個最大不同是，勞動力價值的構成不同，勞工標準的制定當然也不同。因為，在他們的勞動力價值中可以不包括失業和養老保障，因為他們有土地；相反，城鎮勞動者除了勞動力以外大都一無所有，一旦勞動力出賣不了就失去依靠，所以，在他們的勞動力價值中必須包括勞動保險和養老保險（還有住房積累等）。顯然，若從這方面考慮，硬將農民工與城鎮勞動者在勞工標準上拉平對城市勞動者來說可能不公。必須承認，由于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障的巨大差異，農民工的勞動力價值與城市勞動者的勞動力價值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做勞工標準的簡單比較是有害的。就像我們不能將歐美國家的勞工標準與中國的勞工標準進行簡單比較一樣。 由于勞工標準的不同，勞動力價值的構成有很大不同，比如在工業經濟時代，就是按能夠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所必須消耗的勞動價值量去制訂勞工標準的。一個勞動者能夠持續出賣勞動力的前提之一是能夠維持溫飽，而社會能夠維持勞動力市場的平衡，條件之一是所有勞動者必須在養育后代上進行勞動價值轉移，以生產新的勞動力。勞動價值或勞工標準應該滿足社會和勞動者的最低需要，以形成社會平均的勞動力價格。勞動力價值內涵的變遷 不能否認，我國長期以來就是按這個標準去制訂最低（也是絕大多數）勞動力價格標準的。我們回憶一下，20多年以前，當我們領到工資后怎么安排：先買柴米油鹽，交上房租水電費，贍養老人，這占收入的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能夠有剩余的很少，能夠有儲備的更少，所謂節衣縮食，“忍欲儲蓄、以備不測”。這個時代的勞動力價值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低廉，二是很少有教育費用的構成，三是勞動力價值的絕大部分必須立即實現價值交換；我們再看今天，當我們看到工資條后，單位已經為我們做了許多扣除，包括失業和養老保險（儲備）、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這些不可隨意支取的儲備賬戶資金幾乎占了工資總額的一半。另外的一半雖然是現金，但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先買柴米油鹽，因為柴米油鹽的消耗在大多數勞動者的勞動力價值中只占極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勞動力的再生產也不是簡單再生產，而是擴大再生產，要培養有文化的勞動者、有創新能力的勞動力。 毫無疑問，對很多城鎮勞動者來說，除了單位為勞動者儲備的部分外，勞動者本人還要做另外的儲備，以備養老、大病醫療、子女教育、高檔消費等大項開支。顯然，今天的勞動力價值與過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一是它的內涵遠遠超出了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需要，雖然有很多人的儲備仍然有忍欲甚至“強迫”的成分，但與過去相比有了本質的不同——儲備中的相當部分已經轉換成為財產儲備；二是今天的勞動力價值不再以簡單勞動為衡量標準，而應以受過基本教育的勞動者為衡量標準；更重要的一點是，今天的勞動力價值中的相當部分必須推遲價值交換，或者說，今天的勞動價值要儲備起來并與未來的勞動價值進行交換。今天的城鎮勞動者不僅要考慮，他們的勞動力價值中有多少儲備能力，還要考慮轉為儲備的勞動力價值在將來會不會大大的貶值，當他們喪失勞動能力或勞動力價值不被社會所承認后，他們靠什么生活。顯然，我們的農民工兄弟暫時不用考慮這么多。 在生產力高速提高的新經濟時代，城鎮勞動者的生存危機感更強，因為生理壽命的延長與就業時間的縮短成反比。失業保障與養老保障對城鎮勞動者來說更重要。又由于社會對簡單勞動的需要量大幅度減少，良好的教育背景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條件。因此，制訂勞動標準或衡量勞動力價值必須包含教育費用和失業保險以及養老儲備。當然，由于他們必須在城市生活，住房儲備也要包括在勞動力價值以內。一味抹平差距反而影響農民工就業。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確實有很多農民工也沒有得到他們期望的“體面工作機會”。政府和城里人要關懷他們，盡最大可能改善他們的勞動條件，并為他們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但在目前情況下，全部勞動者都得到滿意的“體面工作機會”完全沒有可能，這其中既有城鄉差距的原因，更有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一般勞動與嫻熟勞動的差別問題。把大多數沒有在勞動技能上做過價值投入的農民工與受過專門技能培養的城鎮勞動者作簡單比較也是倒退。因為事情一旦操作不當，有可能會促使企業進行用工轉移，雇傭城市勞動力，反而減少了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并會影響農民工整體的就業機會。 國際勞工組織就業趨勢部負責人約翰遜表示，希望中國經濟的強勁表現能夠增加中國的就業機會，尤其能夠增加“體面工作”的機會。由于中國的勞動力價值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中國應做的是增加工人工資、提升工人的各項社會保障，改善勞動條件，在勞動價值或勞工標準上向發達國家靠攏。約翰遜先生是好意，但中國目前就業壓力太大，又有一個全世界都沒有的農民工現象，全面提升勞動力成本是困難的。我們要做的是：逐步打破城鄉之間的割裂狀態，讓經濟的循環不在城鄉間中斷，讓更多的農民工能夠真正自愿地離開土地，變成城里人。讓農民、工人、其他勞動者在機會上更加平等，共同分享GDP增長帶來的好處，共同建設公平和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