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楊莉(Yang Li，音譯)離開了她在中國四川省瀘州市寧靜的家鄉，到約1000公里外的一家鎖廠去工作。這家鎖廠位于香港以北喧鬧的珠江三角洲。她的工作是對鎖進行拋光，每天要做13個小時。做了一個月后，她返回家鄉，她太累了。現在，楊女士在瀘州經營一家發廊，并為打工生活的結束松了口氣。“每天在工廠里就是工作、工作，”她說，“我在這里的生活輕松自在。我可以隨時讓發廊打佯。”中國廉價勞動力告缺越來越多的中國民工不愿再去遠方的工廠，而開始在離家更近或條件更好的地方工作，楊女士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在珠三角這個中國首要出口地區及其它沿海省份，他們的行動正引起非熟練勞動力的短缺。這一趨勢正在挑戰中國非凡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取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供應。據官方估計，在包括珠三角在內的廣東省，工廠缺少約200萬名工人。這個地區約有2000萬至3000萬外來民工。據報道，中國東部沿海福建省與浙江省的工廠也在為尋找工人大費周折。其中最緊俏的是年齡在18至25歲的婦女，中國工廠的管理者看重她們靈巧的手指和良好的工作習慣。這些婦女不情愿用長時間的苦干換取微薄的工資，這不僅對中國經濟發展，也對跨國公司造成了顯著影響。珠三角創造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出口，在制造業領域從鞋類到微波爐等都是世界的領頭羊。勞動力短缺將助長通貨膨脹經濟學家們認為，勞動力短缺將比預期更快地推高中國工廠的工資，助長通貨膨脹，并提高中國商品的價格。短期而言，它可能迫使珠三角的一些工廠遷移到更深的內陸地區或海外，并使其它一些工廠破產倒閉。“這是中國開始加入常規經濟世界的一個跡象，”瑞士銀行(UBS)駐香港的亞太地區首席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說，“當你的經濟增長時工資就會上漲，這在任何地方都是這樣，中國也不例外。”在過去，憑著中國農村地區多達1億可供雇傭的民工，以及幾億“低就業”農民，大多數工廠都不用大幅加薪，因為總有人肯為較低的薪水工作。勞動部9月份公布的一份研究發現，在過去12年中，珠三角地區的月工資僅上升了68元人民幣（合8.20美元）。在廣東省佛山市，月薪水平10年前達到600至700元人民幣后，就基本沒再變化。但那些沒有大幅提薪的工廠發現，工人的供應開始有限。東莞是珠三角最大的制造業中心，有超過1.5萬家外國投資的公司，當地張貼的招工廣告中有大量非熟練工人的空缺職位。香港的聯泰公司(Luen Thai)為拉夫•勞倫的馬球(Polo Ralph Lauren)和其它品牌代工服裝，該公司已被迫在內陸省份建立培訓中心，此舉部分是為了確保穩定的勞動力供應。“過去，當我們需要工人時，我們只要（在工廠）貼個告示，民工就會在外面排隊應征，”在廣東設有工廠的香港肇豐針織有限公司(Fang Brothers Knitting)董事長方鏗(Kenneth Fang)說，“但現在，多數工廠都貼著告示，但卻沒人排隊。”短缺背后是農民收入增加工人短缺的背后是農民收入的增加。珠三角地區的多數工廠從鄉村、內陸地區招聘工人，如四川、云南和河南等地。工人中多數是農民，他們或與勞動力中介機構簽約，或跟隨親朋好友來工廠打工。他們把工資的大部分匯回家鄉。多年來，因為農村的收入大大低于工廠的收入，所以這一體系可以運作。但過去兩年間，農村和工廠收入之間的差距開始縮小。過去18個月中，農產品價格幾乎增長了25%，而根據瑞士銀行估計，農民的月收入在過去兩年中增長了近40%。農民收入和在外打工者匯款的增長，幫助推動了瀘州等城市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水平。瀘州坐落于長江岸邊，一度僅以當地的白酒而聞名。而現在，它已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心城市，在街道兩邊林立的店鋪中，有不止一家麥當勞(McDonald’s)餐廳，還有一些手機零售店，以及大聲播放美國流行樂的服裝店。據政府統計，去年有70萬瀘州人離省外出打工，其中一半去了珠三角。這些工人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根據市政府提供的數據，2003年，瀘州農民的人均凈收入為2515元，其中在外打工者匯回的部分占到38%。匯款已幫助周隆厚(Zhou Longhou，音譯)這樣的人擺脫了農耕生活。周先生出生于瀘州市郊一個貧窮的農民大家庭，后來他離開這片土地，到全國各地的家具廠打了13年的工，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小時。用打工賺來的錢，周先生回到瀘州開了一家木工廠。現在他把農田租給了政府，在幾個雇工的幫助下靠做家具過起了舒適的生活。“這里很多農民都有汽車和其它車，”他說。家鄉有了更好的選擇隨著家庭收入的提高，瀘州的服務業開始壯大，并將工資抬高到類似珠三角一些工廠的水平。據瀘州市江陽區就業局局長曾桂洪(Zeng Guihong，音譯)介紹，2003年，江陽區的飯店付給員工的工資為每月250元人民幣，并包吃包住。到今年，這一工資已上升到400至450元人民幣。而在珠三角制造業中心東莞，政府發布的最低工資標準是人民幣450元。“這里的服務業發展得非常快，”曾先生說，“他們不必再出去找工作了。”由于在家鄉有了更好的選擇，因此那些還是外出打工的人開始對工作之地更加挑剔。近年來，隨著工人尋求更好的工資和環境，珠三角地區工廠的工人流動率已經上升。這使工廠管理者感到沮喪，因為他們不得不花錢培訓替代者。方先生表示，他的工廠每年都有20%的工人離開。唐美嬌(Tang Meijiao，音譯)就是這樣一個工人。她家鄉在廣西省，今年1月她和姐妹們一起去東莞一家玩具廠打工。工資還不錯，但不久后她就厭倦了老板毫不留情的責罵，跳槽去了另一家工廠。這家工廠的產品冒出的煙讓她得了病。現在她準備回家。“由于不把工人當人看，公司正受到懲罰，”曾飛洋表示。他原是一名政府官員和律師，目前在廣州擔任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 (Migrant Workers Documentation Centre)主任。工廠工作條件惡劣盡管一些為外國買家供貨的工廠采取了一些改善工作條件的措施，但許多工廠仍遠遠沒有達到國際標準。在條件最差的工廠里，工人們每天要在裝配線上工作長達16小時。如果工人們未得到批準就上廁所，就要扣他們的工資。經理們拒絕為受工傷的工人支付醫療費。有時候，工人們根本就得不到工資。勞工維權人士表示，糟糕的工作條件部分反映了監督這么多工廠非常困難。但他們表示，這也表明，有關部門沒有嚴厲打擊違法者。東莞市副市長周致納則稱，東莞市執行了勞動法，他還將工人短缺的說法斥為“謠言”。但他承認，在過去幾年里，東莞僅因工廠違反勞動法而暫停了5家工廠的生產。“我們無法把工資提得很高，因為這將增加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成本，”他說道。但許多外國公司已經支付了高于最低標準的工資。那些與民工有密切合作的人表示，工人短缺影響的是那些工資低、工作條件差的工廠。月薪高于1000元人民幣的工廠吸引工人沒有任何困難，許多由歐美公司擁有的工廠就開出這樣的薪水。工人們越來越挑剔，這已開始對工廠對待員工的方式產生影響。一些管理人員正通過建旱冰場、網吧和足球場等激勵手段來留住工人。其它工廠則在提高工資。今年4月，肇豐針織有限公司就第一次將其廣東一家工廠的工資提高了10%以上。花旗集團(Citigroup)駐香港的大中華區經濟學家黃益平估計，明年用于民工的成本將增加20%至30%。在玩具、服裝和制鞋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工廠本來就因人員短缺而支付了更多水電費，如果再提高工資，那么成本可能會是一些公司無法承擔的。“它們已經開始虧錢，”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駐香港的項目開發總監邱越倫(Allen Choate)說，“我還沒有發現有工廠關門……但我覺得會有很多工廠要關門。”該基金會為中國大陸來的工廠女工提供服務。一些制造商考慮中國以外的地方其它制造商正在考慮中國以外的地方。據報道，香港上市公司信星鞋業(Kingmaker Footwear)本打算擴大華南一家工廠，現正考慮放棄該計劃，而將更多的生產轉移至越南。其它香港企業則在廣東更北部開設工廠。香港公司是珠江三角洲的主要投資者。為民工提供教育政府官員目前更多地將重點放在為民工提供教育上。在瀘州，官員們正在加強培訓，培訓領域包括機械和電腦，以加強潛在外出務工者的掙錢能力。“這方面獲得成功極其重要，”瀘州市委農工辦主任劉亦可說。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該市小欖鎮的官員們發現，勞動力短缺提供了一個增強培訓和提高工資的機會。該鎮于6月份決定，只積極鼓勵每月支付工資在600元人民幣以上的公司進行投資。瀘州和其他城市的政府希望，這種短缺不要長期持續。隨著工廠提高工資，且農產品價格企穩，有更多民工可能重回工廠。在農村仍有數百萬人沒有充分就業。但經濟學家認為，工人們勢必要求提高工資。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CSFB)首席區域經濟學家董濤表示：“中國人把廉價民工供應視為理所當然之事，世界其它地方也把廉價中國產品視為理所當然之事。這一定得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