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01年，中國成功地加入了WTO。對于北京來說，融入國際經濟對工業(yè)的某些部門以及農業(yè)、尤其是就業(yè)，產生了重大影響。總的來說，中國確實成了贏家。就業(yè)是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加入WTO可以帶來更多的外資，由此可在勞動力密集型工業(yè)中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崗位。一項預測表明，隨著限額的最終取消，紡織業(yè)領域可創(chuàng)造280萬個工作崗位，而服裝業(yè)可創(chuàng)造260萬個崗位。但與此同時，低工資的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在加劇。在這個向底線競爭的過程中，中國是最低工資水平的決定者。那么什么原因使得中國在勞動條件惡化中成為領頭羊呢？為了弄清這個問題，讓我們對以下因素作一分析。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工資對比 國際競爭不僅在發(fā)達國家和不發(fā)達國家之間，同時也在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展開。這種競爭主要體現(xiàn)在勞動密集型工業(yè)之中。美國和亞洲及中美洲發(fā)展中國家的最低工資存在著巨大的差別。美國的最低工資至少是這些發(fā)展中國家工資的20倍。在生產的全球化時代，由于存在大量的國外廉價勞動力，美國和大部分高工資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工業(yè)必然要從本土轉移。只有極少數(shù)產品還在以邊緣化的方式生產著。 今天，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間在進行著激烈競爭。發(fā)展中國家的法定最低工資平均每月為30到50美元，相當于每月240到400元人民幣。深圳的最低工資在中國城市里算是最高的，但每月也只達到42美元。中國把最低工資限定在很低的水平上。 90年代初，中國為保護出口工業(yè)的勞動者，制定了最低工資。但是，今天的最低工資與雇主向工人許諾的工資已經不再相符。雇主發(fā)給工人的工資很少超過法定的最低工資。出口企業(yè)中的工人大部分來自農村地區(qū)，他們的生活水平低于城市居民。中國最低工資標準不一。在西方大部分國家，各國只有一個最低工資標準。而在中國可以有幾百個標準。每個城市、甚至同一城市的每個縣城，都可以根據(jù)政府提供的計算標準來制定自己的最低工資。這個計算標準每年要進行審查，它的制定要考慮到當?shù)氐纳钕M水平、現(xiàn)行的平均工資、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當然，工資在逐年增長。但是如果我們拿最低工資的增長與各個城市每年的價格指數(shù)來作對比，就會很清楚地看到最低工資只是在隨著通貨膨脹增長。也就是說，雖然中國的經濟經歷過一個飛速增長的時期。但是在整個90年代實際最低工資卻沒有增長。廣東省和沿海大城市的生活消費水平是最高的。由此可以推斷那里的法定最低工資也應該是最高的。在中國的其他城市，更低的工資水平對沿海城市產生著潛在的威脅。 從法律角度來講，各個地區(qū)不能只隨著通貨膨脹的變化來制定最低工資。中國計算的最低工資應依據(jù)國際標準，即：最低工資應該達到現(xiàn)行平均工資的40%—60%。我們以40%的水平為基礎，這樣可以看出在諸多地區(qū)中官方公布的最低工資是否達到了法律要求的水平。很明顯，只有1993年的工資標準才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從那以后，大部分地區(qū)無視國家法令，其法定最低工資都沒有達到平均工資的40%。幾乎無一例外，工人的最低工資與城市居民收人相比，或者是停滯不變，或者是出現(xiàn)下降趨勢。比如在北京，法定最低工資占平均工資的百分比從1994年的 36.7%下降到 1999年的27%。在深圳，1993年最低工資為平均工資的40%，而1999年則下降到24%。在整個90年代，城市居民與流動工人的收入差距在不斷地擴大。 從總體來看，出口型工業(yè)的工資在中國加入世界經濟后并沒有得到提高。深圳和廣州是最早被批準外商投資的兩個城市，那里的工資是最高的，但那里的最低工資占平均工資的百分比卻是最低的（不到30%）。而著名的經濟特區(qū)深圳更為突出。1997年以來，廣州和深圳的最低工資的百分比在調查的9個城市里是最低的，1999年時最低工資只占平均工資的23.8%。而在重慶這個還沒完全融入世界經濟的城市里，1999年的法定最低工資達到了平均工資的40％。這些數(shù)字反映出一個讓人擔憂的趨勢：一個地區(qū)越富裕，它就越不會去遵守國家的勞動法律，目的是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此外，這樣的地區(qū)為了保持自己相對于其他地方的競爭優(yōu)勢，還會通過各種方法去維持更低的工資水平。 盡管地方權力機關必須每年根據(jù)城市平均工資和通貨膨脹的變化來調整工資水平，但實際上，民工的工資比法律規(guī)定的還要低。根據(jù)作者在制鞋業(yè)的調查研究，一個工人平均每天要工作11個小時，很少有休息時間。工人每周幾乎要工作80個小時。官方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同樣也沒有考慮到雇主拖欠工人工資的情況。2001年，深圳有關權力機關收到的51000封投訴信中，43%是關于拖欠工人工資事件的。如果我們考慮到非法延長的工時和沒有發(fā)放的工資，相當一部分工人的工資要低于法定最低工資。 那些大部分來自農村的出口加工廠里的工人們沒有享受到中國經濟發(fā)展帶來的實際利益。恰恰相反，自從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他們的境況不斷地惡化。經濟的衰退使中國的勞工同那些由于貨幣貶值而吸引市場的東南亞勞動力的競爭又開始了。中國相對于亞洲鄰國能夠吸引更多外資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工人的工資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中國國內各個地區(qū)的競爭使低工資的問題更加嚴重。由于擔心廣東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還是“太高”，于是外商在內陸那些工資更低的地區(qū)投資。一位澳大利亞的玩具制造商表示，今后她的產品將會在遠離大城市的北部地區(qū)的工廠里生產，質量是一樣的，但是價格會更便宜。 墨西哥——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 中國國內在壓低工資競爭的同時，在國際市場上也同樣展開了激戰(zhàn)。90年代以來，中國同墨西哥在爭奪美國服裝市場方面不斷發(fā)生磨擦。在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簽署后，許多紡織工廠紛紛在墨西哥開業(yè)。今天，墨西哥與中國平分秋色，兩個國家均占美國成衣市場進口量的15%左右。墨西哥在競爭中具有兩大優(yōu)勢：與美國有共同的邊界線（可以很快地拿下訂單）；依據(jù)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幾乎不受任何邊界和配額的限制。由于這個原因，在90年代，西方許多企業(yè)在亞洲的加工廠（尤其是韓國和臺灣的工廠）紛紛到墨西哥投資，甚至直接把工廠從亞洲搬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邊境，出口加工工廠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現(xiàn)在這些工廠里大約有100萬雇工。雖然這個數(shù)字比廣東的工人人數(shù)（1200萬）要低很多，但是它意味著墨西哥自1990年來勞工人數(shù)增長了150%。同中國一樣，墨西哥的工資并沒有隨著流動工人數(shù)量的增長而增長。但是深圳的最低工資大約只相當于墨西哥的一半，這就迫使后者降低工人的工資。90年代，墨西哥手工業(yè)的工資下降了20％。根據(jù)國際勞工局的估算，墨西哥服裝廠（在此行業(yè)中來自中國的競爭最為激烈）的工人在1994—1999年間的購買力下降了28%。 隨著中國貿易關稅壁壘的逐漸消除，臺灣和韓國的加工商把自己的工廠設在了亞洲，尤其是中國。墨西哥加工出口區(qū)的工廠在 30年間（1970—2000年）從120個增加到3700個。現(xiàn)在還剩下大約3200個工廠。墨西哥企業(yè)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迫使自己跟著中國延長工時、壓低工資。這就是為什么墨西哥最后一個才同中國簽署貿易協(xié)定，并企圖延緩中國加入WTO的時間。墨西哥知道，一旦對中國的出口降低了關稅門檻，就可能會喪失自身優(yōu)勢。然而，來自國際的壓力太大以至于墨西哥不能長久地這樣支撐下去。 大量涌入城市尋求無技術要求工作的民工使工資和勞動條件變得更低更差。雇主把工資定得相當?shù)停@樣更容易從工人身上榨取利潤。尤其是那些新來的工人，一般什么活都肯干，他們希望盡快掙回花掉的費用（乘車和申請證明的費用）。 根據(jù)官方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深圳特區(qū)的300萬或400萬民工每年花在證明材料上的費用平均每人為600元。他們還要隨身攜帶這些證件，如果被警察抓到沒有證件的話……。但是要取得這些證明材料，就必須證明自己有工作。所以找工作就成了他們最大的煩惱。那些“準工人”為了“保住” 工作崗位而被迫交納預付金的境遇正是他們遭受困境的征兆。但是這種情況卻到處可見，即使在外國工廠里也存在。這種情況看上去好像很荒謬：雇主沒有支付工作報酬，而工人先要預付一筆錢來保全自己的崗位。這筆錢會迫使工人留在工廠里，否則他們可能會無法拿回自己進城時抵押的錢。 此外，許多雇主每個月從工人工資里扣留一部分，并承諾到年底把這部分錢退還給工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工人在工廠里工作時間越長，他就越難離開雇主。從此工人就在老板的控制之下，整天生活在忐忑不安中，害怕自己不能承受勞動條件而想離開老板時，這部分錢就得不到了。 最后，對于老板來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扣押工人的證明材料。沒有這些材料，工人就無法離開勞動條件極差的工廠。此外，由于宿舍一般就設在廠內，老板就很容易監(jiān)視工人在工作時間以外的活動。工人的整個生活幾乎完全在控制之中。臺灣和韓國在中國開辦的工廠中的紀律有時甚至比軍隊還要嚴格。工人們去食堂和宿舍時都是排著隊并邁著整齊的步伐。 在中國，“維持生活的工資” 的定義與官方宣布的工資是不相符的，也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據(jù)。此外，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民工向權力機關上告的內容并不涉及工資的數(shù)目，而是拖欠工資的問題。只有在拖欠工資好幾個月后，在生活無法維持的情況下，這些民工才會想到起訴。廣東省政府不斷地遇到和處理這種情況，規(guī)勸那些老板償還工人工資（工資和加班費），一般要求在春節(jié)前退還欠款。然而這種處理方式只是觸及問題的表面，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反血汗工廠” 的浪潮開始涌向亞洲和中國的沿海地區(qū)。“企業(yè)的社會責任”被不斷地提及和得到強調。臺灣、香港和韓國人開的工廠不斷受到跨國公司的指責。但是這些工廠在中國數(shù)以千計的加工企業(yè)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所以國家的角色就顯得至關重要：與其不斷地提出口號，不如運用法律武器來有效地改善勞動條件。 柬埔寨、越南和泰國為保持和吸引外資，開始想辦法改善本國的勞動條件柬埔寨同美國簽訂了關于勞動條件決定貿易額的雙邊協(xié)議，并且同意國際勞工局（BIT）來監(jiān)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情況。越南政府為取得美國一家負責檢查西方企業(yè)勞動條件的機構的認證，積極鼓勵工廠和企業(yè)改善勞動條件。而泰國正在同這個機構進行關于制定培訓計劃的談判。這三個國家努力將新的工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付諸實踐。他們吸外資的手段是通過改善勞動條件，而不是使其變壞。 我們不知道中國是否也采取了同鄰國相同的新的戰(zhàn)略措施。我們看到，戶籍制度得到了一些改進，但僅僅是允許一小部分富人或受過教育的人取得城市居住權。對于在工地或工廠工作的非技術性工人來說，戶籍制度并沒改變也沒減輕控制。戶籍制度可能在以后若干年內還會存在，這樣中國就可以保持自己在出口工業(yè)中的優(yōu)勢地位，而越南、柬埔寨和泰國的改革積極性在中國的重壓下很有可能被挫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