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的故事將如何終結？應該如何組織必要的政策變革，以扭轉最不利的結局？這是我最近探察過全球宏觀經濟圖景后提出的兩個明顯的問題[參見我于6月12日發表的《節儉悖論》(The paradox of thrift)以及6月26日發表的《資本流必須改變流向》(Capital flows must change course)這兩篇分析報告]。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最近一次年報，一如既往地提出了思考這些危險因素的良好框架。該報告明確回顧了20世紀60年代晚期開始的健康增長，以及進入70年代通脹導致的經濟失調，它終結了這輪增長。今昔對比，兩者擁有哪些共同表現？國際清算銀行列舉了低實際利率、信貸快速擴張、美元疲軟、拒絕提高匯率的國家進行貨幣擴張、寬松的財政政策以及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價格上漲。這些因素造成的影響確實令人堪憂。試想，油價飆升至100美元以上一桶。再想象一下，由于債權國愈發擔心國內出現通脹，對美元的外部官方支持也撤銷了。如果美國的長期利率就此大幅上漲，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就幾乎不可能調低短期利率，負債累累的美國家庭將削減開銷(見圖表)。由此導致的經濟衰退將很快波及全球。這個故事的核心是東亞國家的匯率政策。這些國家采取的匯率政策，普遍使其獲得巨額經常賬戶盈余、大量資本流入以及巨大的外匯儲備。這樣，匯率政策的貨幣效應將失效，無法作用于國民經濟。最終結果就是出現超額國民儲蓄。與此同時，美國貨幣和財政當局必須創造足夠的需求，以使國內產出水平與潛在需求水平保持一致。當前，需求量必須超過潛在供給約6%，才能抵消對外赤字。要支撐需求，需要采取的政策包括：保持巨額財政赤字，貨幣政策要促使私營部門的消費相對于收入達到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資產價格出現泡沫絕非偶然，而是生成必要美國需求的相應機制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阻礙市場化調節的政策正在導致貨幣紊亂。那么，應該如何去做呢？一種答案是：什么也不做。任由每個國家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政策。有些人表示支持，認為政策修正應像20世紀80年代末期那樣易于管理。但當時美國經常賬戶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遠遠低于現在的水平；當時實際匯率的變動幅度也遠大于這一段時期，貿易伙伴的相對增長率也遠比現在更有利于美國經濟。如果不能很快加以修正，危險就會加劇。一種危險就是美國及其它地區將出現保護主義壓力。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莫里斯•歐柏斯菲(Maurice Obstfeld)和哈佛大學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認為，美國經常賬戶赤字大幅下降，如果亞洲的匯率和宏觀經濟未能同時做出大幅調整，將對已經困難重重的歐元區經濟造成毀滅性沖擊。* 維持歐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將不可能實現。如果政策不發生重大變動，形勢似乎必然會惡化：美國的凈負債相對于GDP的比重將繼續走高；經常賬戶赤字也很可能繼續攀升。這一狀況持續得越久，最終需要做出的調整就越大。第二種答案是要仰仗美國的“大棒政策”。如果是這樣，美國會迫使中國大幅調整匯率和宏觀經濟政策。但這樣做會存在三個巨大障礙：首先，中國絕不是唯一需要改變政策的國家；其次，中國人會認為，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做出讓步，無異于重蹈19和20世紀遭受凌辱的覆轍，令人無法忍受；最后，中國能夠做出的政策調整，幾乎可以肯定是最低限度的，這不僅無法糾正形勢，反而會加劇敵意。第三種答案，是展開認真的多邊探討，但美國在其中要擔任領導角色，而不是發號施令。與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接觸的正確方式，是與之探討對開放的全球經濟的健康應擔負何種責任，而全球經濟的健康是所有國家依賴的。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應該受到邀請參與這些討論，一方面行使發言權，另一方面實施自身應該承擔的政策變革。這些變革的幅度必須足夠大。這包括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使其貼近當今世界；還要對日趨荒唐的“G8集團”進行根本調整。必須找到一個論壇，成立一個常務秘書處，使在全球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國家能認真探討如何推進變革。這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中國及其它亞洲國家需要做出的政策變革力度很大，也很復雜。只有理解這些國家的關切，才有可能得出一個可行且持久的解決方案。美國不能把政策變革或它希望的全球收支狀況強加給伙伴國家。相反，美國必須借助合作機構。東亞地區的匯率和宏觀經濟政策確實構成不穩定因素，但要東亞國家做出回應，必要條件之一是這些國家也認識到危險的存在。第二個必要條件是雙方決心達成一致的解決方案。美國的領導地位目前沒有體現于行動，但仍不可或缺。領導意味著尋求一種方式，協調所有重要角色的核心利益。在這一點上，現有的G8集團已變得不相干。向前走的唯一途徑，是設立更為有效的機構，深化伙伴國家之間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