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長的一段時間里，編者已經兩次看到“三氯乙烯”這個不祥的名字了，兩次都是因為有人被這種化學品傷害。上次的中毒工人尹治國雖然還活著，但恐怕終生都擺脫不了三氯乙烯帶給他的病痛(詳情見本版4月4日報道《“白毛男”的艱難維權路》)。而這一次，17歲少年來時祥更是因為急性三氯乙烯中毒而長眠地下，生命在花季凋謝，不知他的親人該怎樣悲痛。三氯乙烯既然是一種有毒的化學藥劑，對其使用就必須特別地小心，我國的《職業病防治法》和《使用有毒物品作業場所勞動保護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也都對此作出了嚴格規定。但事實是仍然不斷有工人為此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其實，只要對工藝進行適當改進，對工人采取足夠的防護措施，這樣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那么老板們為什么不改進工藝呢？是不了解三氯乙烯的危害嗎？恐怕不大可能，最大的可能還是不想花錢。于是工人們不得不用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來換取產品較低的成本，這樣的產品是帶著血腥味兒的，這樣的老板是草菅人命的，中國的勞動力是廉價，可也不是這樣用的！在一個市場中，勞動力是有價格的，并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但勞動者的健康和生命卻是無價的，這二者不能混為一談。保證勞動者的健康和生命，是對一個雇主最起碼的要求，如果一種降低成本的做法是以犧牲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的，那它就侵害到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底線，是不能容忍的。但我們的社會又似乎到處在容忍這樣的情況發生。不僅很多老板拿工人的健康不當一回事，連某些勞動監察、工會等本該為工人說話的部門，也因為見得多了而變得麻木不仁，什么長時間加班、職業病、安全隱患，在他們眼里都成了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于是，盡管三令五申，礦難仍頻頻發生；盡管法律明文規定不準未成年人從事有毒作業，來時祥仍在17歲死去。某些冷血雇主對打工者生命的蔑視，正在嚴重侵蝕我們這個社會和諧的基礎，一些自覺受到了傷害的打工者，甚至因此走上了敵視社會的道路。要改變這種狀況，除了有關部門要加大監管、處罰的力度，還要想辦法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氛圍和理念。最后，希望有關部門能查明來時祥中毒死亡的原因，讓該承擔責任的人受到應得的處罰，讓這個如此年輕就離開了這個世界的孩子也能死得瞑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