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廣東20家“血汗工廠”被集體“曝光”。它們的劣跡由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公之于眾：萬恒電子技術（深圳）有限公司在2005年3月的一個月內(nèi)，迫使116名工人人均超時工作123．44小時；佛山市南海尚億鞋業(yè)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資高達480萬元；珠海市拱北新時代保健按摩中心違規(guī)收取押金，非法扣押證件，引發(fā)員工罷工、集體上訪；嘉腦電子（惠州）有限公司非法招用多名童工…… 與此同時，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頒布《廣東省用人單位重大勞動保障違法行為社會公布暫行規(guī)定》，自10月1日起，勞動部門將隨時把嚴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guī)的用人單位及其違法行為，公告于社會。不僅公之于各類媒體，還將張貼在當?shù)氐恼泄鏊愿媸敬蚬ふ摺！斑@是政府的一種姿態(tài)。”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劉開明博士說。 這種姿態(tài)面對的是這樣的現(xiàn)實：強大的資本與弱勢的勞工之間的不對等。有數(shù)據(jù)顯示，廣東省92％以上的受調查企業(yè)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7成企業(yè)每周加班超過10小時。盡管國家勞動部門有規(guī)定，最低工資標準應為上年度社會平均工資的40％至60％，但目前在珠三角城市，這一比例只能達到20％至30％。 在這塊勞動力密集的“世界工廠”，機器正在“吃人”。 1999年一份內(nèi)參顯示，深圳勞動條件惡劣的工廠里，“每年有一萬只手臂被機器吞噬”。6年之后，本報記者在廣東省看到了手外科的發(fā)達，勞工NGO（非政府機構）“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負責人估算，在珠三角企業(yè)，每年發(fā)生斷指事故的個案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只。 勞資矛盾已經(jīng)在引發(fā)社會問題。國務院發(fā)改委研究所一份研究報告引用2003年8月的一份資料稱，勞動爭議案件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長，2002年勞動爭議案件的數(shù)量是1995年的5．6倍，涉及的勞動者也增加了5倍。群體性突發(fā)事件急劇增多，且規(guī)模也越來越大，具體表現(xiàn)為罷工。 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省政府的這一“姿態(tài)”獲得了各界的贊賞。有媒體評論稱，“血汗工廠的存在是對勞動權利的最大侵犯，制止這種最大侵犯，是一個服務型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 然而對于這一舉措所能達到的實際效果，有學者表示擔憂。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劉培峰博士認為，政府當然應該制定勞工標準，加大監(jiān)察力度，但政府在勞工問題上是不在場的，對勞工的保護和維權都是事后的，解決勞工問題，還需要在場的組織，即工會或其他勞工組織。“在一定的引導下，工人自己組織起來，有序參與，是非常必要的。”劉培峰說，“因為他們是利益主體，要讓工人有自己的利益組織。” 但是劉培峰也指出，工會這個“官方的群眾組織”，目前還未能發(fā)揮它“集體談判”和“權利維護”的應有功能。 2003年出版的《中國私營經(jīng)濟年鑒》中，一份全國范圍內(nèi)進行的問卷調查分析報告某種程度上驗證了劉培峰的判斷：已建工會和未建工會的企業(yè)工人待遇差別并不明顯。 非政府組織開始活躍。1998年，國內(nèi)第一個勞工NGO“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成立，一度被輿論視為“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符號———勞工自救的開始”。 2002年以后，珠三角地區(qū)類似專為外來工維權的NGO組織已達十多個，主要致力于為珠三角數(shù)千萬民工處理欠薪、工傷等勞資糾紛。 劉開明稱，作為活躍于這一地區(qū)的非政府組織之一，他主持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已有20萬直接或間接的受益工人，但“跟數(shù)以千萬計的外來工人數(shù)相比，這又算得了什么？”劉開明說，“我們這些NGO的力量還是太小。” 這家研究所在多家企業(yè)進行“工人委員會”的實驗，完全由工人提名選舉成立，探索一個勞資雙方平等對話的機制。 盡管“這不是獨立工會，只是工廠管理體系中的一部分”，但劉開明強調說，“我們要把他們培訓成現(xiàn)代工人，讓他們明白自己的力量，并懂得如何運用這種力量。告訴他們，他們不是個體的農(nóng)民，而是工人階級！” 對于廣東省政府的“曝光”舉措，劉開明并不樂觀：“這是一個體制性問題，關鍵是要讓工人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