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制造”的潛能在孟買附近浦那市的印度塔塔汽車(Tata Motors)工廠里，有一條坑坑洼洼的“折磨車道”，用以模擬印度顛簸不平的路況。在5年時間里，有一半的塔塔汽車可能需要經歷這種折磨，這是為了準備迎接印度次大陸上大街小巷的考驗。以大約每80秒鐘有一輛汽車下線的生產能力，塔塔集團自認為有足夠的競爭力，向出口市場展開前所未有的大舉進攻。這可能會使其海外收入在2010年前提高到收入總額的一半，目前的海外收入比例為20%。“印度制造”已逐漸成熟。憑借著呼叫中心和軟件公司，印度引領著全球的外包后臺(back-office)服務。然而，迄今為止，它還未能發揮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潛能。印度出口在全球貿易中僅占0.8%，而中國占到了6.4%。這反映出諸多基礎設施和監管方面限制對印度競爭力的影響。不過，據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稱，印度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額將在10年內增長三倍。在美國藍領階層的規模縮減正進入一個殘酷新階段之際，這種轉變也將到來——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裁員，其分拆上市的零部件供應商德爾福 (Delphi)宣告破產。這不僅會對印度及其10多億人口造成很大影響，同時也會影響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它們希望在把生產轉移到低成本國家時不要增加中國（業務）的風險暴露。里昂證券亞太業務(Credit Lyonnais Securities Asia)首席經濟學家韋卓思(Jim Walker)表示：“人們很快糾正了那種以為印度會把制造業拱手讓給中國的觀點。”服務還是制造優先？事情的發展令很多人感到吃驚。直到不久前，聽到評論者聲稱印度制造業注定失敗還是很平常的事情。印度已經錯過了工業外包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其間玩具、制鞋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移至中國、泰國和其它低成本國家。而從目前情況看，印度似乎還要錯過第二次涉及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浪潮。在這種背景下，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由國大黨領導的印度聯合政府優先選擇制造業，而非服務業來推動發展，似乎純屬執迷不悟。例如，今年3月，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印度共產黨支持的政府重提“屬于過去的經濟模式”，并將服務業視為就業潛力“最為突出”的領域，這種做法將危及印度的增長神話。此外，印度政府批準的預算太少，無法將基礎設施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提高至中國的水平，這使得印度政府不僅面臨“危及其所倡導的制造業戰略的真切風險”，同時面臨“無法激勵本已十分活躍的服務業領域這一同樣重大的風險”。沒有人否認，基礎設施仍然是阻礙“印度制造”在全球范圍崛起的一個最大障礙。除電信行業以外，該國大多數基礎設施服務成本都比中國高出50%至100%，因此印度制造商要多支出一倍的電費和兩倍的鐵路運輸費。同時，這種差距仍在擴大。摩根士丹利稱，在掌握相關數據的最近一年——2003年，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是印度的7倍，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是印度的3倍——中國的投入為1500億美元(占GDP的10.6%)，而印度為210億美元(占GDP的3.5%)。印度各邦政府及中央政府資金匱乏，不太可能很快將基礎設施提高到中國的水平。特別是，政客們更樂意將有限的資源以補貼的形式分發給選民，而不愿投資于回報期較長的建筑項目。流程管理方面的專家指出，印度工廠也要比中國工廠落后很多年。管理咨詢公司貝恩(Bain)負責績效改善的全球主管馬克•戈特弗雷德松(Mark Gottfredson)表示，他還沒發現印度制造業有任何“真正的明星企業”。“中國有世界頂級的制造業。而印度制造業則處于第三世界。我去過很多印度的汽車制造廠、紡織廠和金屬鑄造廠，卻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工廠對流程、庫存管理、持續改善或安全問題都關注不夠。我曾去過的一家鑄造廠到處火花四濺，而操作人員卻護目鏡都沒有。”改革初見成效不過，悲觀主義者們發現自己被這樣一個事實弄糊涂了——印度國大黨政府1991年發起、并獲得接任的印度人民黨政府支持的結構改革，終于開始初現成效。這些改革措施包括，逐步廢除進口許可制度、降低極高的工業關稅；實現鋁、汽車制造、電信和信息技術企業的私有化；放開匯率機制；以及審慎放寬外國直接投資監管規定方面的限制。這些措施產生的累積效應，引發了一波消費引領下的繁榮，相應地，也首次為印度制造商們締造了一個名符其實的龐大市場。對印度工商業部長卡邁勒•納特(Kamal Nath)而言，這場游戲才剛剛開始。他在一次采訪中稱：“印度已經展示了服務業方面的實力，現在我們希望成為全球技術制造業中心。”制造業已開始以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增長，在截至8月份的5個月里，制造業較上年同期增長了9.8%，各種商業信心指數也位居1995年來的最高水平。自上世紀90年代大幅削減員工數量后，工業企業目前正在擴充產能，這不僅是為了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也是在迎合海外市場對“印度制造”日趨高漲的胃口。在截至10月份的7個月內，印度的出口增長了22%，其中四分之三來自于制造業產品。印度正在崛起為全球制造業的一支生力軍，這一點在移動電信設備行業體現得最為明顯。其原因顯而易見。分析師們表示，隨著印度運營商每月新增200萬用戶（這一數字還在不斷上升），印度已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大型移動電信市場，目前擁有5200萬用戶，到2009年用戶數量可能超過3億。然而，直到今年3月韓國LG電子(LG Electronics)在浦那設廠之前，還沒有哪家國際市場領軍企業可以提供“印度制造”的手機，他們更傾向于從全球各地進口手機。摩托羅拉(Motorola)下月將開始在印度組裝手機，邁出“在印度展開多階段制造戰略的第一步”，而諾基亞(Nokia)計劃于明年上半年，在泰米爾納德邦設立旗下首家印度制造廠。“印度的電信業正在爆炸式地發展，所有手機制造巨頭都在談論在該國建廠的事，以滿足這種強勁的國內需求。”麥肯錫駐印度合伙人希里什•桑科(Shirish Sankhe)稱，“然后，他們將把印度作為一個全球制造業中心，來供應各球各地的市場——這正是10年至15年前發生在中國的情況。”“這將表明，即便在一個傳統意義上進口成本更低（由于零關稅）的產業，‘印度制造’也將開始展翅騰飛。產能不斷擴大，印度正逐漸成為全球的供應地。我絲毫不懷疑，這一切正在發生。”現在，幾乎沒人主張印度應當摒棄制造業為導向的傳統發展模式，但是，試圖提出這樣的主張，就是要把服務業放在優先位置，這種做法發揮了該國在人力資本和信息技術方面的優勢，同時規避了其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諸多缺陷。摩根士丹利的羅奇承認，他在算了筆賬之后 “很快匆匆作出了判斷”。“在印度，從來沒有簡單的對與錯，也就是說，（是選擇）制造業還是服務業。聯合政府更多地處于一種灰色地帶——調整始自20世紀90年代初改革舉措，以適應新的政治現狀。我發現它驚人地奏效——同時令人鼓舞。”第二輪改革的前景對于印度政府而言，當務之急的是將制造業的增長率保持在10%到12%之間，這不僅被政府視為該國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同時還是解決失業這一最大難題的手段。只有提高制造業在經濟中的份量，政府才會相信它能夠解決印度的失業率上升問題。雖然農業占GDP比例已從1991年的32%降至將將20%，服務業所占比重從41%飆升至52%，但工業所占比例卻仍然維持在27%。而在工業領域內部，制造業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停滯于17%。印度政府表示，必須提高制造業所占比例，使之更接近中國、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國30%至35%的水平。然而，如果“印度制造”真想實現這些雄心，則印度政府須實行第二輪的改革舉措，更為熱情地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印度去年吸引了不足6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其中十分之一（大多數在制造業領域）來自中國。很少有新興經濟體在不嚴重依賴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下建立制造業基地，那是它們的資金來源，也是轉移技術與訣竅的一種方式。印度工業企業希望將國內市場把持在自己手中，而印度共產黨支持的工會則擔心競爭加劇的后果，因此都對外國直接投資持排斥態度。是否敢于挑戰它們的既得利益，將是擺在印度政府面前一個最為重要的經濟決策。巴拉特鍛造公司(Bharat Forge)董事長巴芭•卡利尼(Baba Kalyani)告誡稱，制造業創造的就業機會不太可能如政府所愿。巴拉特鍛造公司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機軸制造商，該公司的出口占其在印產量的一半。“制造業將創造一些就業機會，但這不同從前——來自農村的勞動者即使無一技之長也能就業。他們今后必須在建筑業、修路、港口和電力基礎設施領域尋找工作機會。印度制造業現在頗具競爭力的原因在于技術，而非廉價勞動力。我們以前嘗試過一些其它途徑，但沒有奏效。”因此，對于印度政府而言最為緊要的是，放寬嚴格的勞工法以及進一步減少行業數量。譬如勞動法要求，雇員超過100人的公司必須獲得各邦相關機構的批準才能裁員；而諸如手工紡織等行業，僅能夠進行效率低下的小規模生產。印度即便是完全做到上述各點，仍難為適齡工作人口（未來5年，這一人口將增長7100萬，至7.62億人）找到就業機會，更遑論滿足數百萬打算離開土地前往城市的農村人口，以及積壓的3800萬失業人口的需求。“印度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而僅憑制造業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經濟學家比貝克•德布魯瓦(Bibek Debroy)表示，他目前正協助印度政府制訂一項國家制造業戰略。麥肯錫估計，如果實施第二輪的改革措施，印度在全球貿易中所占比例可望在2015年前提高至3.5%，一個新的全球制造業中心將宣告誕生，數百萬人口將擺脫貧困，其效率遠遠高于采用其它方式的情形。如果不施行此類改革，印度在基礎設施方面的不足可能最終無力回天。卡利尼警告稱，除非位于孟買的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改善浦那的商業環境，否則這一印度制造業的心臟地帶將魅力盡失。卡利尼對印度的政策制定者也提出了明確警告：“目前，我們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鍛造企業，但過去10年內，本市人口已翻了一番，卻沒有修建新的道路。現有基礎設施已負荷過重，同時影響了我們的成本。”“在3年內，如果我們的規模比現在擴大一倍，但其它方面（環境）卻沒有任何變化，那么我們將無法正常運轉。為了下階段的發展著想，我們可能不得不另覓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