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慈善事業經歷了2008年井噴式發展之后，迎來了大量企業基金會的出現。企業家追逐企業基金會的熱情與民營經濟的成就密不可分。

     如果說，美國長久以來的企業家慈善傳統是孕育企業基金會的種子，那么企業基金會近年來在中國的走熱，更多反映出國內民營企業家建立在個人道德基礎上的一種自我實現意識，正如耀華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所說：“我們的經濟發展歷史太短，企業家的資金都在項目上，還沒有退出來。我已經宣布退了，才清零上岸。我堅定地相信，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家在歷盡艱辛后，會走上慈善之路。”

     然而，熱情只是慈善火種，中國當代慈善事業常常因為制度缺失和實踐經驗太少而面臨諸多問題。

     例如，國內80%以上的非公募基金會都是以企業基金會方式注冊的。但是，這種情況在國際上并不是常態。

     在美國，非公募基金會大都是以企業家個人或者家族成員創立并命名，通常也被稱為獨立基金會。與之對應的企業基金會的數量并不多，只占到所有慈善基金會（包括了公募基金會）總數的5%，它們掌握的資產則更少，只占到所有慈善基金會總資產的4%左右。在企業基金會占據主導地位的中國，有時候，它們的強勢與主動也讓人們將其與慈善“黑箱”這樣的概念聯系在一起。

     眼下，中國企業家們在企業基金會上的熱情正遇到操作實踐、方法、工具和目標等方面的諸多挑戰，其中最明顯的爭論和沖突表現在兩個方面：企業基金會和企業之間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企業基金會的公益慈善行為應不應該和商業行為形成戰略協同？

     慈善“黑箱”：企業和基金會之間的爭奪戰

     根據成立基金會的動機和目的差異性，國內的企業基金會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短期功利型、戰略慈善型和公共利益型。

     第一種企業基金會往往喜歡打著基金會的旗號資助各種社會公益項目，以期望獲得比打廣告、開展營銷活動更佳的商業推廣效果。

     戰略慈善型企業基金會的重要項目則會與公司的市場戰略密切相關。在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同時，這一類企業基金會也期望獲得強化公司品牌、提高商品和服務的美譽度等商業效果。目前，國內有不少的跨國公司基金會是屬于這一類型。

     最后一類是公共利益型。它們純粹以追求人類進步和社會福祉為目標，不會涉及到公司的任何商業利益。在商業性和獨立性兩股力量的博弈下，企業基金會表現出更復雜的面貌特征，甚至于其中一些會深陷“內部人”控制，不僅無法有所作為，而且容易淪為廣受公眾和媒體質疑的慈善“黑箱”。

     在西方社會中，企業基金會最初興起的重要原因，除了慈善款項可以抵免企業稅收之外，也與一些精英企業家們希望將企業家精神、專業技能和商業模式等先進生產要素導入到公益部門之中有關。他們希望借此提升公益部門的資源利用效率，讓它們更加有效地服務于社會某一個階層或者全體成員。這種將市場化手段和慈善事業相結合的做法，也催生了后來的“慈善資本主義”。

     在這種背景下，國外很多非公募基金會雖然沒有用企業基金會來注冊，但大型基金會都特別強調專業人才和專業服務能力。像稅務專家、金融或投資專家、各類專業的項目管理人員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往往會分成兩種類型：一部分人專門負責賺錢，確保基金會的資金來源滾滾不斷；另外一部分人則負責花錢，保證慈善效益的最大化。

     不過，這種做法也引發了另外一個結果，即雖然國外大型基金會都會設有專門的投資代理人或者機構，表面上與企業的運營部門完全分開，但是在實際上商業能力的關聯，導致基金會捐資者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往往是“剪不斷、理還亂”，這也是從政府、公眾到媒體歷來關心的內容。

     早期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曾經將8.62億美元資產中的5.53億美元投到6家石油公司，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爭論。類似的情況，在國外的非公募基金會里也屢見不鮮。有人認為，基金會和企業之間的資本嫁接，不僅保證了捐資者對基金會的控制，還免除了企業的稅金，同時還可以享受到個人從事慈善事業的滿足感，這樣的做法可謂“一石三鳥”。

     在中國，企業和基金會的關聯形態則更具多樣性。

     隨著捐贈免稅相關立法和國際接軌，稅收優惠也開始驅動更多的民營企業家成立非公募基金會。

     2009年3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民政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有關問題的通知》指出，符合條件的非公募基金會可以申請稅前扣除資格。

     該法規首先表示，非公募基金會在接受捐贈時可以開具免稅證明，但個人或者企業向受助對象的直接捐贈目前還得不到免稅證明。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就提出，他之所以成立企業基金會，一方面是希望自己今后能夠按照理想的方式和更高的效率投入到被認可的社會公益慈善項目之中，另一方面，又能夠規避以往直接捐贈給受助對象無法解決的免稅問題。過去20多年里，曹累計捐贈的2億多元善款大多采用了直接捐贈的方式，由于沒有稅務部門認可的捐贈證明，其中大部分捐贈無法享受返稅補償。企業捐贈之后，依然需要為這一部分數額繳稅，顯得非常不合理。

     企業基金會涉及的免稅政策在中國很少受到質疑，但是其中企業和基金會之間的“珠胎暗結”往往受到媒體和公眾的質疑和詬病。

     曹德旺在2009年初撥出巨款成立慈善基金會的做法就遭遇了輿論界的不少負面評價，甚至有人稱之為“作秀”和“偽慈善”，進而質疑其動機。

     在中國，相關立法的不完善、慈善行業缺乏透明度和生態機制的不完善，往往導致企業家傾向于選擇“內部供血”的做法。這樣，不僅投資代理人或者機構無法與其運營部門分開，而且，大多數企業家會認為，“內部人”控制是最安全和最有效率的慈善之道。

     但事實上，這樣的做法不僅無法提升基金會的專業服務能力和慈善行業的成熟度，往往更容易因為缺乏操作上的透明度而陷入慈善“黑箱”。

     在美國，上世紀60年代初，最大的50家基金會中的半數以上都是被某一家與捐贈者有關的股票所控制，后來，隨著政府稅法的強制要求，許多基金會不得不分散投資，并與其他基金會交換股票，以規避風險。福特基金會曾經一度持有福特汽車公司88%的股份，后來被稀釋到16%，并且還在進一步分散。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更重要的是，事實上，即便是在美國，像福特和洛克菲勒這樣歷史較為悠久的大型基金會已經與最初的捐資企業脫鉤，但是一些小型的美國企業基金會仍然帶有明顯的“公關”性質。與此形成對應的是，目前，中國社會中“第三部門”的奇缺，導致公眾對于企業基金會的動機和目的大多心存疑慮，而慈善“黑箱”的存在，無疑又加大了這種風險。

     戰略式慈善：公益和商業之間如何協同

     由于眼下，企業基金會與企業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關聯，討論企業的公益慈善戰略和商業行為的協同問題，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尤為現實。

     而在現實的操作中，關于企業的公益慈善戰略和商業行為之間要不要實現協同或者如何實現協同的問題，國內不同企業的做法也大相徑庭。

     有趣的是，被認為在保持企業基金會獨立性上有更多經驗積累的跨國企業，往往傾向于追求慈善目標群體和商業消費對象的潛在一致性，而那些被認為與“去社會責任化”和“原罪”有關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則更多地會愿意讓企業基金會以純粹的公共利益訴求出現。

     上世紀90年代，管理學者邁克爾·波特就將企業的慈善行為分為三個階段：公共義務、博取好感，以及戰略性捐贈。而另外一位學者克雷格·斯密斯則提出了開創性的“新企業慈善行為”理論——對特定的社會公益事業和活動所做出的長期承諾。斯密斯認為，企業從事慈善活動不僅是提供現金捐助，使企業與捐贈對象之間形成戰略聯盟。更重要的是，能夠在開展慈善活動的同時也促進企業目標的實現，保證了企業從事慈善行為的可持續性和更深遠的社會意義。

     邁克爾·波特將戰略式慈善從備受爭議和非難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中拯救出來，是一種對視公益活動為企業累贅的偏見的反駁。

     很多企業的慈善公益活動之所以未能釋放出應有的活力，往往要么是因為它們把企業與社會對立起來看待，要么只是追求“捐支票簿效應”，未能將企業慈善公益活動與自身的商業戰略和需求有機結合起來。這和彼得·德魯克的企業事業理論無疑是背道而馳的，成功的企業本身就是和諧社會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器官”，企業和社會之間是相互依存的。一些聰明的企業巧妙地化當下的社會問題為商業機會，找到企業與社會的“共振點”，從而踏上了可持續性發展之路。

     當然，目前國內也有一些具有前瞻意識的企業基金會已經開始嘗試推行戰略式慈善。

     施耐德公司選擇慈善項目時會遵循一個原則，即必須同時滿足和企業相關的三個重點人群——投資者、員工和企業所在社區——的需求。在對項目的選擇上，施耐德把這三個方面的利益進行均衡考慮，既照顧到投資者的經濟追求，又兼顧到員工意愿，將商業需求和回饋社會緊密結合在了一起。

     而騰訊基金則是把騰訊網的核心能力和公益需求結合起來，通過網絡平臺讓更多網民參與慈善公益。如建立一整套愛心積分體系，網友可以通過騰訊公益網為公益組織捐贈現金和時間，也可以捐贈QQ積分，他們的捐贈行為會被記錄下來，最后愛心積分可以在騰訊終端上有所體現，達到一定額度后，就能得到一顆愛心標志。在網民熱心參與慈善的同時，這種做法無疑也增加了用戶粘性，對公司的品牌影響力也起到了積極的提升作用。

     在企業基金會實施戰略式慈善的路徑選擇上，波特提出了兩種戰略模型：自內而外的“價值鏈模型”和自外而內的“鉆石模型”。

     前者是企業可以把自身的價值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兩類，包括從內部后勤到人力資源管理的諸多價值活動。企業可以在詳細檢查價值活動的基礎上，發現與企業社會責任正面或負面相關的問題，然后對這些問題按優先次序進行排列，盡力解決可能產生負面社會影響的問題。

     而“鉆石模型”則是指社會環境的變遷對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的表現、企業戰略及對手表現等四個產業競爭力因素產生的深刻影響，最終會改變企業競爭的外部環境。

     像IBM、微軟、英特爾和可口可樂等企業都會通過在對青少年進行技術教育或社會教育等方面的長期投資，來在年輕人群中樹立品牌，在實現社會效益的同時也擴大了自己的潛在客戶群，這就是明顯的“價值鏈模型”驅動；而像殼牌石油考慮到需求條件的變化，采用“鉆石模型”推動慈善事業，每年提供大量資金和專業技術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如道路系統和電力設施，同時顯著改善了企業的經營環境。

     企業基金會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目前所遭遇到的難題恰恰凸顯了中國公益機構管理中的兩個突出薄弱環節：缺乏戰略管理能力和專業化程度的偏弱。

     中國特殊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如登記注冊門檻過高等原因，導致公共產品和服務大多處在創新探索階段，有效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模式并不多見。在一個充滿了前所未有風險的社會危機管理情境下，企業基金會作為中國社會公益組織的一支重要力量，背負著公共產品和服務創新的重任，依舊要在未知中繼續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