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廣東手外科發達？因為斷指多，有市場唄！”如果能遇到星探，林其錦沒準兒會成為一個讓少女們驚叫的偶像明星。他高高的個子，輪廓分明的臉龐，大眼睛明亮而清澈，但他永遠也沒有成為明星的機會了。眼下，他的兩只手都包著厚厚的紗布。左手鑲著鋼板，要幾個月后才能取出。2005年3月14日下午，林其錦在鞋廠干活兒。他的工作是用腳踩住機器，然后用手把裁好的鞋底拿出來。這一次，鞋底的位置遠了些，他不得不欠起身子，努力伸手去夠。一直連續加班的他沒有注意到，自己 的腳漸漸離開了踏板……機器轟然壓下，雙手血肉模糊。林其錦雙手共有五只手指骨折，醫生也不知道今后能恢復到什么程度。在醫院里，他聽說有受工傷者的手指因為壞死而被切除，這讓他對自己的將來很擔心。他盤腿坐在病床上，耷拉著腦袋，眼睛直勾勾地看著纏滿紗布的雙手。“就像賣豬肉打折一樣，打個五折到六折，是很普遍的”根據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以下簡稱“打工族”）總干事曾飛揚的估算，在珠三角企業，每年發生斷指事故個案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只。“打工族”活躍在珠江三角洲，宗旨是研究廣東外來工權益狀況，為貧困打工者提供免費法律輔導與幫助，促進外來工權益保障。在過去的兩年里，他們定期派志愿者去醫院探訪受工傷的工友，送去免費的法律知識手冊。這個項目叫做“工傷探訪”。我走進“打工族”的時候，莫德富正在咨詢索賠的法律問題。他的左手一直藏在襯衫的衣擺下面，用右手捂著。我請求他把左手拿出來，他遲疑一下，慢慢抬起左手。那一瞬間給我的感覺是：恐怖。沒有無名指，食指和中指是腳趾移植的，大拇指和小指上布滿疤痕。腳趾接在手上，指節很短，前端顯得特別肥大。是一種觸目驚心的不協調。2004年6月，他的手被油壓機軋傷。中山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出具的職工勞動能力鑒定書的鑒定結論是：六級傷殘。莫德富打工不到兩個月就遇到工傷，廠方沒有為他買保險。住院一個月后，因為廠方拖欠醫藥費，只得出院。傷口仍在化膿，他又自己掏錢買消炎藥吃。《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四章第二十九條規定：對五級至十級殘疾的職工，用人單位不能解除勞動關系，應當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天，莫德富出廠辦事，回去時保安就不讓他進門，從此被趕出了工廠。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工廠理應賠給莫德富所有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待遇。可他沒拿到賠償。“老板不肯見我，老板的律師聽說我要求賠償，說做不 了主，問來問去也沒個結果。”“你想通過法律途徑要到賠償嗎？”“打官司要花錢的，我沒錢。”每天，曾飛揚都會面對像莫德富這樣無助的求助者，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然而幾年前，曾飛揚卻站在他們的對立面。當時，他的工作是律師助理，作為企業的代表，和受傷的工友談賠償問題。“你怎么代表企業去談的？”“比如按規定該賠7萬元的，老板說，最多4萬元。我去主持調解，工友請不起律師，也耗不起時間，最后拿了4萬元走了。”“這是什么感覺？”“就像賣豬肉打折一樣。打個五折到六折，是很普遍的。到后來我受不了了，良心不安啊。”1998年，他和廖曉峰發起了打工者俱樂部，在辦工商注冊手續時遇到了問題———他們都沒有執業律師證。工商部門只批準“代理文書處理”，強調“不含法律咨詢”。“我們只能收文書處理費，很少的一點錢，剛夠成本。租了很小的一間辦公室，大家吃住都在一起。”曾飛揚并沒料到，媒體后來對他們的行動予以高度評價：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符號———勞工自救的開始。每一張探訪表背后，都有一個辛酸的故事在“打工族”，一個姑娘捧來一冊裝訂好的工傷探訪表，大概五六十份。每張表格上，都印著同樣的問題：姓名，性別，年齡，何時受傷？受傷原因是什么？在什么工廠？誰負責醫療費？有沒有人照顧？有沒有買工傷保險？等等。我問，還有嗎？姑娘把我帶進一間辦公室，打開一個柜子。“這里全是。”我一看，厚厚的幾大摞，足有幾千份。多么似曾相識的畫面！半年前我采訪周立太，一個在廣東為斷手民工打官司而聲名遠揚、也頗有爭議的律師。他帶我走進檔案室，打開四面墻上的落地柜，指著那些發黃的卷宗，“每一個卷宗背后，都有一只斷手。這都是經濟高速發展背后的血淚史。”同樣的，每一張探訪表背后，都有一個辛酸的故事。晚上，我繼續研究“打工族”的 《工友通訊》。一篇名為《我的未來不是夢》的自傳，讓我認識了志愿者劉先進。“我是陜西人。1995年，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到了廣東，尋找美麗的夢。2002年1月17日，那個對我來說永遠都忘不了的日子。上班時機器無情地軋壞了我的左手，當時眼前一片黑。“第一次手術時間長達8小時，那種痛苦無法形容。在那段時間里精神的壓力和肉體的痛苦使我都快崩潰了。這時開始接觸到了‘打工族＇，他們經常派探訪員來講工傷知識，以及待遇和賠償的問題。“我傷好后，評為六級傷殘。最讓人心痛的是得不到合理的賠償，廠里不給我工傷辭退費，還扣壓了我的一次性傷殘補助金，把我趕了出來。“我沒有錢，也沒有辦法，只好找‘打工族＇，他們幫我寫了勞動仲裁書，結果我拿到了我該拿的三萬多塊錢。這以后我一直在做工傷探訪工作，我覺得這份工作很有意義，我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工友。”我立刻打電話給曾飛揚：我要和劉先進一起去醫院探訪。劉先進一點也不是我想像中的樣子。長長的頭發，染成黃色，在腦后扎個馬尾，穿一身緊身黑色上衣，像個搖滾青年。和莫德富一樣，他一直把左手藏起來。在我的要求下，他拿出來給我看。我的感覺仍然是：恐怖。中指和食指，在指尖處只有正常人一半寬，到了手指末節，卻仍然正常。疤痕猙獰地爬滿大半個手掌。怎么會這樣？他苦笑著說，那臺機器是高溫的，我的手除了壓傷，還有燙傷。做志愿者有收入嗎？“有一些，要養活自己，還需要打工。我在歌廳唱歌。”到了方樹泉醫院，他熟門熟路地帶我徑直上了四樓的病房。他就是在這家醫院做的手術。四樓有七八間病房，全是手外科的。小屋里住四五個人，大屋里住八九個人。樓道里有8張加床，每張床上都躺著一個病人，無一例外地包著手。劉先進張望了一下，選擇了一間沒有護士的病房。他掏出一本《工友通訊》，遞給一位傷者。“你好，我是 ‘打工族＇的，我們可以給你們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這間病房的人似乎對他的介紹沒什么興趣，他退出來，到另一間更大的病房開始介紹。我也和病人攀談起來，我翻開《工友通訊》里劉先進的那篇文章，告訴他們面前的這位就是作者。一個年輕的小個子病友立刻就來了興趣，向他打聽如何索賠。很快，房間里熱鬧起來，別的房間的病友也涌進來。劉先進趕緊掏出探訪表讓他們填寫。“他們哪里是來看我？他們是來看錢的！”王小小（化名）住在病房靠近走廊的角落里。我走進病房時，她正半跪在床上，扭動著身子，一邊咬著蘋果，一邊半帶哭腔地喊“熱死了，熱死了”。小小露在外面的左手沒有受傷，沒有看見她的右手。我的心一緊，難道她的右手沒有了？姐姐秀秀揭起妹妹病號服的一角，卻見王小小的右手被紗布捆在肚皮上。“我的手少了塊肉，醫生說要綁在肚子上，讓肚子上的肉和受傷的手長到一起，再從肚子上割下來補到手指上。”我翻起她床頭的牌子：20歲，右手食指皮膚缺損。“怎么受的傷？”“我在鞋廠壓鞋底，被機器軋的。”“你們工廠以前有人受傷嗎？”“有，我這個工種就有很多人受傷。”“你見過她們嗎？”“沒見過，有的人一直在養傷，有的人走了，受傷了誰還愿意留在這個倒霉的工廠。”“你上班前受過安全培訓嗎？”“沒有，就是組長告訴我怎么放料。”這時，王秀秀湊過來問：“我妹妹還沒買保險，你說能拿到多少賠償……嗯，她還沒成年呢。”我一聽愣了，“你妹妹哪年出生的？”“1990年5月。”童工？！王小小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說我還不到16歲。“你妹妹念初中了嗎？”“沒有，小學畢業后，在家呆了一陣子就出來了。”“這么小就出來了？”“都一樣，我也是這么小出來的。”我轉向王小小，“什么時候進廠的？”“2004年7月。”“受傷時幾點？”“ 凌晨5點。那天上夜班，從晚上干到早晨。”“你每天工作幾小時？”“總要十二三個小時吧，沒有休息天。”“你們宿舍住多少人？”“三四十人，像火車那樣的上下鋪，一共有3層鋪。”“誰送你來的？”“工友送我來的，可是工廠沒有拿錢來，醫院要等錢來了才肯做手術。”“錢幾點送來的？”“大概9點多吧。那時候我流了好多血，一直在哭。”“很痛吧？”“剛受傷時沒感覺，從機器里拿出來以后一直特別痛。”“廠里交了多少住院費？”“大概6000塊。”“廠里有人來看過你嗎？”王小小騰地從跪坐的姿勢改成跪立，尖叫起來：“他們哪里是來看我？他們是來看錢的！”我要用一支禿筆記下工友苦惱每次探訪回來，探訪員都要寫下探訪過程。他們很多人只有初中文化，勉強能做到文字通順。從檔案的角度看，他們的資料很粗糙。但正因為原始，反而給人更多的震撼。黃小燕，20歲，四川達州人。2004年春節后，進某燈飾廠工作。她負責操縱一種機器，因為是剝線皮用的，大家都叫它“剝皮機”。2月19日，黃小燕操縱著這臺還不太熟悉的機器，突然覺得左手涼了一下，急忙抽回來，只見左手中指、食指和小指不見了，只剩下白花花的骨頭茬子，血流不止。工廠沒有派人來看護。每次她提出這個要求都被老板拒絕。她老是偷偷哭，怕爸媽知道了傷心，怕男友要分手，更擔心工傷賠償不會那么順利，因為廠方沒有和她簽勞動合同，更別說保險了。2004年4月，志愿者馮連臣在惠州市人民醫院，遇到了一位即將被截去手指的工友，他的愛人欲哭無淚。“兩個月前，我丈夫在工作中，右手4個手指被機器剝走了肉，老板把他送到鎮醫院治療。我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就稀里糊涂接受了廠方安排，對醫院一無所知。第一次手術是把他的手指縫在胸口長肉，第二次是拉皮手術，把大腿上的皮割下來包在手指上，然后再縫在大腿上讓它慢慢長。一個月后從 大腿上取下來。醫生說不久就可以出院了。“可是一星期后，腿上的傷口開始流血，小指和無名指整個變黑了，食指和中指的末節也變黑了。我去問醫生，醫生說是我丈夫體質差，吸收不好，缺乏營養導致傷口長得慢。還警告我們離開醫院后他們不承擔任何責任。我怕繼續住下去整條胳膊都保不住，只好轉院。我很想弄清楚，到底是我丈夫身體差，還是醫院的治療水平差。”王福，河南蘭考人，17歲。2004年2月28日，進入泰×集團做沖壓工。進廠時，廠方既沒有與他簽勞動合同，也沒有對他進行安全生產培訓，就安排進車間工作。“每次我都提心吊膽地操作，那臺沖壓機壓下來的時候聲音能讓人嚇一跳。2004年4月3日下午，機器出了問題。我的右手手掌被沖壓機死死壓住，五根手指被活生生地切斷了。我在車間里大叫，廠方叫保安送我去醫院。到了醫院，保安不肯進去，我只好忍著劇痛走進去。過了一會兒，廠里領導拿錢來了，對醫生說：不要給他接了，包一包就行。“醫生沒有聽他的，把四根手指接上了，但是大拇指卻永遠沒有了……更氣人的是，我聽說我的大拇指已經撿回來了，但廠領導卻把它扔了。我們廠里的老板很厲害，廠里發生過很多工傷都沒有賠償過。在這個醫院，就有我們廠8名工傷者住院。我聽很多工友說，老板很可能是當地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很害怕，不知道今后怎么辦。廠里一分錢伙食費都沒有給，也沒派人陪護。只有舅舅在照顧我，用他撿垃圾的錢給我買飯吃。”張洪，湖南人，19歲。2003年9月9日進入惠州某鞋廠。廠方沒有和他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提供安全培訓，便安排他操作沖床。還規定一天工作11小時，一周工作7天。9月29日，機器發生故障，軋傷張洪右手。雖經救治，食指和中指卻永久失去了功能。廠方拖欠4000多元醫療費。張洪的父親多次到惠州勞動局，工作人員答應督促廠方。張洪手指發炎，日漸腫脹，也不見廠方到醫院交錢。其父母多次去工廠催促，始終沒見到老板。一位辦公室人員在電話中“接見”了二老，說張洪是在工作中睡覺而被軋傷的。廠方本不應負責，醫療費只承擔一半。還說，“廠方不會賠錢了，你有本事就去告我們。”每次聽到這樣的故事，馮連臣總很痛心。“無良老板的行為直接把工友推向生活的懸崖。我要用一支禿筆記下工友苦惱。我們不愿意發生工傷，工傷讓我們失去快樂，整日在旁人鄙視的眼神中生活。有時我們像垃圾一樣被人棄置在黑暗的角落，自生自滅，眼睜睜看著我們身上流出的鮮血，被無良老板當作美酒來暢飲。我們不甘心受冷落，可又無法改變現實。”“為什么廣東手外科發達？因為斷指多，有市場唄！”在方樹泉醫院醫生辦公室，兩個醫生正忙著寫病歷。說明要采訪，其中一個抬頭看了我一眼，說要醫院辦公室同意。趕到辦公室，出示了記者證。工作人員滿腹狐疑地看著我，你到底要采訪什么？“了解一下這里手外科手術的情況。”“哦，手外科啊，很多工傷的……你要是報道了，會不會影響我們這里的投資環境啊？”我一時語塞，“白衣天使”在決定是否接受采訪時，先想到的居然是投資環境！手外科的謝主任是1999年建科時，從骨科調來的。手外科共有12名醫生。每天平均急診在15到20例，有時更多。傷者絕大多數是工傷。“聽說廣東是全國手外科最發達的地區？”“從醫療技術上說，不是全國最好的，但從臨床技術來看，確實是全國領先。這里手外傷的量很大，醫生臨床經驗豐富。”“怎么會有這么多傷員？” “我們這里‘三來一補＇企業多，主要是加工業和制造業，所以很多工人手受傷。你可以去順德、深圳那邊看看，那里的手外科也很繁榮，還有專門的手外科醫院。”在互聯網上檢索“斷指，醫院”，很快就可以得到上千條介紹，但主要都在珠三角。廣州和平手外科醫院網站介紹，自創辦以來收治了6000余例急診及門診手術病人，斷指再植成活率95.5%，尤其是指尖離斷再植、手指多 段離斷再植、雙手十指離斷再植等復雜、罕見的再植達到了國內國際先進水平。恒生手外科醫院，是1993年創辦的一家民營醫院。該院拒絕透露具體的救治數字。但在他們的網站上，這樣介紹院長黃衛東：親自主刀完成手外科手術3000余例。順德和平手外科醫院，在珠三角可謂赫赫有名。兩年前，這家醫院的前身———三州醫院手外科還擠在一幢破舊的三層小樓里。2004年，兩幢高樓拔地而起。一位30來歲的手外科醫生，在出席聯合國勞工問題論壇時，說他10年里做過大約4000例斷指再植，相當于平均每天一例。言者神情淡定，聞者無不詫異。廣東某醫院手外科的宋大夫，6年前從北方某省醫科大學畢業，來到廣州工作。他的同事，也大多來自外省。“學手外科的人都知道，廣東，特別是深圳這邊手外科好找工作，待遇不錯，還能給醫生和配偶解決戶口問題。”在廣東，幾乎每個鎮，都有專門的手外科。宋大夫估計，總數超過百家。而在廣東、浙江以外的其他地區，手外科很多還設在骨科中，極少有專門的手外科醫院。“為什么廣東手外科發達？因為斷指多，有市場唄！那些手外科醫院完全是市場造就的。十年前，很多醫院的骨科都不愿意做斷指手術，接一只斷手至少兩三個小時，哪有那么多醫生做啊。有些人看到了市場，自己出去開設手外科醫院，都賺了大錢。接一個斷指一般要花5000元，一年斷上幾萬只手指，還有其他手外傷，你算算，多大的市場！”剛開始工作時，面對血肉模糊的傷手，宋大夫有時也會害怕。“傷情各種各樣都有：壓扁的、整個手掌切斷的、帶燙傷的……有的肉都被壓成泥了，只能截掉或者從身體其他部位割肉來補。時間久了，我也變麻木了。”一次，宋大夫收治了一個小姑娘，老板說她有18歲，但長得極其瘦弱，個子很小，一看便是童工。后來一問，只有14歲。“遇到這種情況你們會報警嗎？”“不會，通常傷者的醫藥費都是先由工廠支付，報警了，誰來付醫藥費？沒有了錢，吃虧的還是傷者。”“這不是你的丑，是社會的恥辱”從2003年7月開始，廣東商學院教授謝澤憲、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巧燕與曾飛揚一起，開展一項工傷課題調查。他們對珠三角地區38家醫院、1家職業病防治醫院的582位工傷者進行了問卷調查，涵蓋的地區包括順德、中山、東莞、惠州、廣州、深圳。數據顯示，71.8%的企業發生過很多工傷，來自農村鄉、鎮和縣城的工傷者分別占工傷者總數的70.2%、15.4%和10%，城市戶籍職工受工傷的只占4.3%，其中大城市的工傷者只占1.6%。絕大多數工傷者是青年人，平均年齡26歲，31歲以下的占81.6%，17歲以下占4.5%.接近六成的工傷者未婚（55.8%）。發生工傷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機器軋傷和割傷，占75.8%.受傷部位最多的是手指。被調查的工傷者總共有401人手指受傷，占受傷者總數的69%，受傷手指765個。在現單位工作1年內發生工傷的占調查總數的75.1%，其中，新上崗發生工傷的占14.8%，上崗幾個月之內發生工傷的占31.1%，上崗1年左右發生工傷的占29.2%。工傷發生最多的行業是五金（32.3%）、家具（13.1%）、電子（8.1%）和建筑業（5%）。工傷最多的企業是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其工傷比率高達53.9%，其次是外商獨資企業，比率達到26%，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工傷發生率只有3.5%和1.9%.。61.7%的工傷者沒有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工傷者所在企業建立了工會的只占11%。66.3%的被調查者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日平均工作時間為10.18小時。超過五成（50.9%）的被調查者經常加班，加班的時間最短的是1小時，最長的8小時，超過七成的被調查者沒有任何休息日。絕大部分工傷者沒有按規定獲得醫療期間的工資。正常發了工資的企業只占20.3%，減發工資的占16.4%，沒有發工資和不知道有沒有工資的分別為24.5%和38.5%。在整理材料過程中，謝澤憲常常是看著看著就痛哭起來，需要很久才能平靜下來。她特意設計了“傷者能否得到外界幫助和支持 ”一項。結果發現，朋友、老鄉、同事、家人對工傷者的關心程度非常高。維護社會公正的政府、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維護女工權益的婦聯等機構，理論上應該都是工傷者最強大的后盾，而事實上，來自它們的關心卻幾乎看不見。她最后得出了“工傷問題已經成為珠江三角洲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也是影響廣東和其他省市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的結論。“高速發展的GDP掩蓋了工傷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謝澤憲分析，工傷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工傷者生命和健康權益受到的重大傷害，其次是企業的經濟損失和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由于工傷者絕大多數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青年，廣東的工傷問題又演變成為外省農民問題和農村可持續發展問題。由于工傷發生較多的企業中有很大比例的外資企業，工傷問題又可能演變成目前備受關注的公司社會責任問題。由于工傷者的權益得不到應有保障，走投無路的打工者又可能誘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問題。謝澤憲觀察到，劉先進們不太愿意把受傷的手露出來，受傷的陰影一直還留在心上。“其實他們完全不必這么自卑。要知道，這不是他的丑，是社會的恥辱。”誰弄斷了他們的手？根據廣東某媒體報道，1998年僅深圳龍崗和寶安兩地對外公布的工傷個案就達到了1萬多宗（多數都是斷指事故），引起了中央重視。中央四部委專門派來一個聯合調查組。當時的情況相當嚴峻：深圳寶安區沙井鎮青海電機廠，半年內竟然連續有48名員工斷指。這家媒體還報道說，從1998年起，地方勞動部門已經不再做工傷事故統計。6年后的今天，情況如何？我沒有查到官方公布的數據。“珠三角每年發生斷指事故個案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個”，這是曾飛揚的判斷。他是這樣推算的：工傷探訪項目有5個固定的志愿者，每人聯系4家固定的醫院，每次在每家醫院至少完成5份探訪表格。每個月探訪3次。1年下來至少就 有3600張表格，也就是3600起工傷事故。而在珠三角，擁有手外科的醫院總數超過100家，志愿者能接觸到的，其實只是很少一部分受傷工友。他的推算得到了一些關注勞工問題的專家的認可。常駐珠海、為外來工低價甚至無償提供法律援助的樂祥國，正在調查珠海某企業，該廠1年內發生了58宗斷指事件。十余年間，珠三角經濟蓬勃發展。可創造這個奇跡的打工仔、打工妹，工資水平仍維持在十年前，仍在承受工傷之痛。誰弄斷了劉先進們的手？機器！是機器嗎？曾飛揚認為，珠三角工傷事故頻發，原因首先是部分企業機器設備陳舊老化。改革開放之初，在一片“引進外資”、“發展經濟”的呼聲中，很多被國外淘汰的機器設備被“引”了進來。“法院對深圳一家港資企業進行查封拍賣時，經專業機構鑒定，該企業的設備是20世紀20年代出廠的，已經沒有任何價值。”培訓不足、倉促上崗也是主要原因。記者在醫院調查的四十多位傷者中，沒有一位承認自己受過安全生產培訓。周立太律師，因為替工傷民工打官司而名揚全國。深圳是他的發祥地。“斷一只手，企業以前只需要賠幾千、幾萬。我周立太幫民工打官司，他們要賠幾十萬、上百萬。那些企業跑到政府去訴苦，說有這樣的律師在這里，我們呆不下去了。”最后，周立太黯然離別深圳。曾飛揚們，雖不曾面臨周立太的窘境，但也舉步維艱。采訪中曾飛揚一直強調，我們很注意把握分寸，我們不是工會，我們只是政府工作的有益補充，有的底線，我們是不能碰的。工傷者出院后去了哪里？如何生活？記者撥打他們留在探訪表上的手機號碼，幾乎全部停機。廣東商學院社會學系的大學生曾對他們做過追蹤調查。他們有的回了老家，靠著賠償的錢開個小店，有的還在廣東，等待著漫長的訴訟。根據法律先仲裁后起訴的規定，外來工訴訟成本越來越高，這讓工傷者苦不堪言。一個普通的工傷案件，傷殘外來工正常的訴訟時間長達1070天。大部分人由于訴訟時間過長，不得不放棄，最終導致合法權益無法得到維護。曾飛揚有很多想法，但資金的匱乏、身份的限制使得很多想法只能停留在紙上。“我很想建一座工傷紀念碑，就在工傷最多的珠三角。我們不能讓打工者流血又流淚。”“為什么不做呢？” 他沉默。“這該是政府做的，我們沒有這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