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協十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蕭灼基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資本這個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十分重視。無論對外國資本或本國非公經濟，都給予一系列優惠條件。但對勞動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收入分配上都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一方面，我國就業隊伍在擴大，另一方面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卻在下降。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已從15%下降至12%。一些城市雖然經濟較發達，人均收入水平較高，但最低工資標準卻很低。例如月最低工資標準，上海為635元、南京為620元、蘇州為620元、深圳為610元、北京為545元等。“在珠三角地區，民工一個月才五六百塊錢，還是一天連續工作12小時，誰還愿意去啊？由于勞動者收入水平較低，資本回報率較高，社會上勞資糾紛有增加趨勢”。筆者認為，蕭灼基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重資輕勞”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現；“重資輕勞”助長了貧富懸殊；“重資輕勞”徹底動搖了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基石；“重資輕勞”表現出的我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其實是我國勞動者把自己的血汗錢讓渡給了國內企業和國外資本家，帶有某種剝削性質。過去我們按照所謂的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按勞分配來實現收入的分配。這種分配原則，雖然徹底體現了勞動的價值，也比較公平，但是，扼殺了資本、技術等其它生產要素的積極性。不利于全面提高生產力水平，不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率，不利于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徹底解放了生產力，大大提高了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份量，使資本這個重要要素得到了釋放，不但使國內資本積極投入到生產、流通中，也吸引了大批國外資本的流入，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之表現出來的是，雖然還一直喊著：按勞分配為主，其它分配形式為輔，其實已經變為：資本等其它分配形式為主，按勞分配為輔了。特別是對資本這個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十分重視。無論對外國資本或本國非公經濟，都給予一系列優惠條件。對勞動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價值上沒有體現出來，收入分配上不重視且沒有保障。國內參與收入分配的各種要素中，勞動者的待遇最低，分配的絕對值最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勞動者的收入分配水平低的已經不成比例。現在大家都在講，中國商品由于勞動力價格低，在國際市場上成本低，競爭力強，紛紛打敗其它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的商品而占據市場。其實，這是在犧牲廣大勞動者應該得到的血汗錢還來的，筆者認為，沒有什么可自豪的。現在世界各國都看中了中國這個潛在的市場，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有著巨大消費潛力，另一方面是中國有著廉價的勞動力市場。實際上，這充分說明一些國外企業正在剝削著中國的勞動力，是從中國勞動者的血汗中攫取超額利潤。當然，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相對過剩，就業壓力大和競爭激烈也是導致勞動力相對廉價的一個重要原因。筆者認為，即使這樣，我們也必須充分認識到“重資輕勞”現象的危害，認識到提高勞動要素報酬的重要性。就像蕭灼基教授說的，要認真研究勞動要素的報酬標準，研究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的收益比例，提高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資在成本中的比重，提高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尤其是提高低工資水平。這樣做不僅可以改善職工生活，而且可以理順分配關系，緩解勞資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同時，還可以提高消費率，推動國內需求，促進經濟發展。必須維護好勞動者的權益。一個在俄羅斯的中國籍企業家說，我更愿意雇傭中國勞動力，因為俄羅斯勞動力一旦進到公司，想讓他們輕易離開是很難的，俄羅斯《勞動法》規定，沒有特別充分的理由是不可以隨便解雇職工的。俄羅斯對于勞動者的保護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總之，改變“重資輕勞”現象是一個大事情，關系到收入分配公平和貧富差距的縮小，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