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月底召開的“中國勞動論壇”上，“民工荒”再次成為人們的焦點話題。實際上，去年春季以來，“民工荒”現象就一直備受社會關注；今年３月“兩會”期間也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熱議的話題。不可否認，與多年前出現的“民工潮”一樣，“民工荒”已然成為一種牽動全社會的不容忽視的客觀現象。“民工荒”拉響警報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從上世紀９０年代開始，外來工已成為我國發達地區產業隊伍中一支不可忽視的群體。據調查，目前市場中逾半數５３．６５％的務工人員持有外地戶口，特別是在沿海地區，外來民工的數量已遠遠超過傳統意義上的工人。據專家估算，僅廣東、福建、浙江３省，外來務工者的數量就超過４０００萬人，比福建或浙江一個省的人口還要多。在深圳和東莞，外來民工數量均超過６００萬人，是當地戶籍人口的４倍。目前，在廣東省務工的外地農民多達２１３０萬人。與此相對應，外來工對廣東ＧＤＰ增長的貢獻率約為２５％。然而，從２００４年年初開始，昔日“民工潮”澎湃洶涌的廣東、福建、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市場用工紛紛告急。據報載，僅珠三角地區，保守估計民工缺口達２００萬人，當地８０％的企業在招收普通工時感到困難。隨后，用工大省浙江也亮起“缺工”的紅燈，該省除了杭州、溫州等大中型城市，就連富陽、象山、慈溪這樣的小城市，企業也頻繁遭遇“招工難”的尷尬。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最新統計數據表明，目前該省勞動力短缺約５０萬人，占勞動力總需求量的３５％。值得注意的是，“民工荒”的暗潮正在向全國蔓延。去年下半年以來，在江西、湖南、貴州等一些傳統的農民工輸出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現了企業招工難的現象。而自去年秋天起，地處我國北部邊陲的黑龍江省，也出現了“民工荒”的端倪。去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派出專門課題組就民工短缺問題進行了重點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民工短缺主要發生在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重點地區估計缺工１０％左右。為什么出現“民工荒”有人把產生“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歸結到近年來我國農村政策的調整。他們認為，農民稅負減輕，農作物價格上漲，務農收入提高，加大了農民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但這只是其中的誘因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主任李永海認為，更深層的是因為惡劣的工作環境和不對稱的勞動待遇，導致了廣大農民工對自身價值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由于城鄉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培訓制度存在差異，以及就業歧視、欠薪、職業安全衛生差等問題的存在，民工在城市就業的環境還不容樂觀，有些地方和企業的用工環境甚至非常惡劣。眾所周知，珠三角等地出現民工荒問題，工資低與勞動條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權威的說法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１２年來，農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６８元。還有調查發現：在廣東地區，平均月工資含加班８００元以下的普通工占８０％多，超過１０００元的只占了６．５４％。在低廉的待遇下，大部分工廠的日工作時間卻超過了８小時，有的甚至長達１４小時。工資待遇與勞動付出尚且不等稱，當然就更談不上各種福利保障了。保障體制的缺位，也是導致“民工荒”的重要原因。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大部分企業都沒有為農民工辦理養老和醫療保險。企業員工養老保險的繳費方式，按照國家規定應是員工個人自繳一小部分，企業為員工繳一大部分，但浙江省最近的一次調查卻顯示，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沒有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費。雖然目前江蘇、上海、廣東等省市都對企業為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提出了要求，但８０％的企業主表示不愿意為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主任李永海透露，目前中國農民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只有３３．７％、１０．３％、２１．６％、３１．８％和５．５％；而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就更低，分別只有２．９％、３．１％和５．６％。 讓勞動力價值回歸本位“民工荒”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為了解決“缺工”難題，今年以來各地紛紛調高最低工資，改善用工環境。尤其是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最低工資調整的幅度都非常大。上海的最低工資達到６３５元／月，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的最低工資也達到６２０元／月，廣州的最低工資達到６８４元／月；而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標準達到６９０元／月，居全國首位。今年初，國家勞動保障部發起了全國完善農民工就業服務的“春風行動”。各種改善農民工就業環境的措施，隨之在全國各地勞動力市場“放大”推廣。廣東、浙江取消了外來人員就業登記證制度；《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則在今年３月廢止，而在京務工再也不用繳納任何費用，只要與單位簽訂正規的勞動合同即可；……等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好，拆除務工門檻也好，這都只是表面的東西。著名經濟學家厲有為認為，要真正解決“民工荒”的困擾，必須改變現有的勞資關系，讓農民工真正享受產業工人的待遇。農民進城做工，依靠工資收入維持生計，在做工期間就是工人，就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依法享受產業工人的應有待遇。誰都不能否認，農村出身的工人與城市出身的工人應同樣對待，應一視同仁，但實際是天壤之別。“農民工”在城市鎮工作，創造財富在城市鎮，可是城市計算人均ＣＤＰ把他們剔除在外；他們的勞動條件很難得到公平的合法的對待，他們的社會保障權益得不到公平體現，他們在城里的子女教育也受到歧視；他們在城市鎮中更享受不到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究其原因，一是體制障礙；二是政績考核標準障礙。市場經濟必須逐步改變這種局面，因而體制要創新，政策要調整，法治要跟上。這種調整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這種創新是符合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的創新，在調整和創新過程中解決“農民工”問題。有人擔心，如果農民工能夠享受產業工人的合法待遇，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將大幅增加，贏利空間將大大縮小。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的王一鳴則認為，“有長遠戰略眼光的企業家必須注重勞動力成本的支出，除了要增加薪酬外，還要增加員工知識和技能培訓的支出。它是產業升級、地方經濟結構調整，甚至還意味著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