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將出臺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并將作為淘汰企業的一種管理手段。這是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近日組織的座談會上透露的消息。 “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是指企業應該承擔的對勞動者、消費者、環境等利益相關者的責任，這一標準體現了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對后者，因為不受法律約束，不可能實施強制手段。“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是西方社會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種市場規范，它主要是一個企業的自律和相互約束。 一些跨國企業要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去采購，可是，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治程度不同。經濟欠發達地區，資本獲得強勢的社會地位，他們應該負擔的社會成本往往被轉嫁給了社會其他人群；而且在法制不健全地區，為了獲得更大利潤的企業還可能通過向權力部門尋租的手段逃避社會責任，比如違反勞動保護法規超時加班，低于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工資，任意排放污水毒氣等等。企業自主執行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之所以有效，就因為企業之間屬于自愿交易，企業有權不同缺乏社會責任意識和能力的企業做生意。 沃爾瑪全球采購辦遠東地區認證區域經理說，他們在今年上半年審核了3000多家工廠，有58%的企業存在嚴重違規問題，他們將取消給那些企業下的訂單，哪怕他們的貨物再物美價廉。這位經理的說法儼然是一位維護市場正義的道德家。顯然，我們沒有必要認為他們就真的一定會去做正義的使者，但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說，能夠擔負社會責任的企業，肯定比不能擔負社會責任的企業，其產品更可信賴。而且企業打“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牌，自然也容易贏得消費者的認同。 無論如何，企業完全可以按照功利主義的需要，推動關聯企業擔當責任，所具有的價值是多贏的。 但是，企業的核心價值是贏利，所以，讓企業自發擔當道德監督責任對企業道德面貌的促進作用是很有限的。在多數情況下，商品采購者的首要原則是價格和質量，企業社會責任同企業產品之間的沒有必然的關系。甚至，假如企業承擔了更多社會責任，他們用于產品本身的投入可能減少。所以規范企業的社會責任，最主要地還是要由政府部門來承擔。當深圳醞釀“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時候，筆者是支持的，因為有一個整合性的企業責任規范是有必要的。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嚴格執法才是解決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最有力的途徑，因為我們以前的勞動法、合同法、環境保護法等法規如果能夠得到嚴格執行，企業的社會責任原本不會成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