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曾經是市場經濟的最前沿，但一些中小企業主的生意并不好做。我們要尋找病理，找出處方。一些企業主也許將帳算在新勞動法上，抱怨勞資關系的調整“增加”了他們的成本，實則不然。　　花旗銀行在其最新一期《宏觀中國》研究報告中指出，若不考慮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比美國遠為密集的因素，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5%。雖然世界上諸多事務不能簡單類比，但我們理解，新勞動法只是把曾經扭曲的勞資關系再扭轉過來。勞資雙方都要認清這個趨勢。　　現在，公共政府已經開出了第一個處方。我們期待下一個處方，比如，既然新的勞資關系修正了企業的成本，基建于此鏈條上的財稅體系也應順勢做出調整。減稅，或許是水到渠成的事。　　2008年是閏年。比往年要多那么一天。可就這一天，在宏觀經濟的觀察中，充滿著陷阱。　　一季度數據已經公布，全國GDP同比增長10.6%。這是在91天之下完成的。而去年一季度只有90天。多了這一天，所有的數據都要另眼相看。　　如果扣除這增加的一天，那么2008年一季度GDP可比較的真實數據將改寫。增長也將不是10.6%，而只有9.5%(即10.6%-1/90)。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李曉超之前披露的，一季度GDP同比回落了1.1個百分點。如果在算上這多增加的一天，那么實際回落更大，達到2.2個百分點。對于持續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數據來說，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數據。　　這還是在2008年前后一系列宏觀緊縮措施之下形成的。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宏觀緊縮措施的真正政策效應還要待更長的時間消化。　　如果再考慮持續增長的CPI和PPI，那么目前的GDP的真實數據可扣除因素將更為復雜。　　但是還有遠比這更復雜的因素和形勢。　　自去年以來，從珠三角、長三角到環渤海，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三個發動機連續發生了大量中小企業倒閉、停工半停工事件，而從本報記者持續調查和正在調查的結果來看，事件發生的規模和嚴重性也持續在延燒。　　微觀經濟的一連串變化，使得中國宏觀經濟處于發高燒、打噴嚏、感冒多種癥狀并發階段。但這不過是病理的表征。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目前的狀況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過熱的經濟伴隨著緊縮的危險。在此棘手現象面前，政策處于“投鼠忌器”的兩難。　　這還是全國的狀況。還有更嚴峻的區域。　　增長高燒漸退　　東部經濟看浙江，浙江經濟看溫州。溫州的典型意義不僅在于溫州模式，也是當下最具活力的民間投資的晴雨表。　　五一過后，溫州市政府緊急召開了市政府常務會議。這是一個擴大的會議。來自政府和民間(企業人士)一同商討越來越嚴峻的經濟形勢。　　“這是溫州近30年來，遇到的最困難和嚴峻的一年。”一位參會的人士告訴本報記者，這是大部分參會人士的共同感受。　　會議也傳達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據，“浙江一季度經濟滑落很大，而溫州又是浙江滑落最大的地方”。參會人士不肯透露這個真實的滑落數據。但從浙江全省的數據已經令人不安。　　4月下旬，浙江省公布了一季度的經濟數據，GDP增幅同比回落了2.8個百分點。如果同樣考慮今年是閏年增加了一天，那么實際回落將高達3.9個百分點。這在改革開放30年歷史上，是鮮有的狀況。　　同一天公布的數據也顯示，作為第一、第二產業的晴雨表，浙江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僅有5.1個百分點，是回落最明顯的。　　浙江全省如此，溫州情況更糟糕。　　僅以溫州經濟實力最強之一的瑞安市為例，一季度GDP增幅回落4.4個百分點，考慮閏年因素，實則回落5.5個百分點。瑞安還是溫州相對較好的，其他如樂清、鹿城、龍灣等相比更糟糕。　　從省、市、縣上報的各類數據來看，2008年開春的一系列數據的滑落，已經不是可以用“結構性”問題可以解釋。“一產、二產、三產全線回落，這也是今年極少見的情況”，浙江一位經濟人士如是評價。　　來自各級政府的經濟分析會議，其結論分析了國際國內各種復雜的因素，但真實的微觀經濟到底是什么樣一個生存狀態？　　4月底，溫州市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應溫州市政府要求，提交了一份他持續一段時間調查企業的一個報告。報告認為，20%的溫州中小企業目前已經處于關、停、半停工狀態，甚至倒閉。　　“現在錢也夠花了，但是看這個形勢，如果繼續硬撐下去，搞不好把老本都卷進去。”4月底，本報記者在溫州調查時，一位瑞安的當地老板這樣告訴記者。他剛剛把他的一家企業關閉了之。　　在周德文上呈報告不久，另一份由溫州瑞安市經貿委下屬的企業家協會持續三個月的調查報告則被緊急送交給瑞安市政府。這份報告的調查可以說是“觸目驚心”。　　這份名為《瑞安市實施勞動合同法工業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指出“2008年是瑞安工業企業面臨極限考驗的嚴峻風險之年，也是瑞安工業經濟遭遇改革開放以來最艱難、最動蕩的不穩定之年。”　　報告顯示，瑞安全市三大主導行業、六大傳統產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其中20%已經關停，制鞋業已經有1/3歇業。　　除了關停之外，瑞安中小企業的外遷速度繼續加快，瑞安市服裝商會的一份報告指出，諸多休閑裝、內衣企業及少部分西服企業紛紛往常熟等地遷移。　　調查報告也明確指出，勞資大幅度調整，原材料和能源漲價以及宏觀調控趨緊加快了企業生產成本的提高。　　以勞資為例，報告指出2008年全瑞安市工業企業預計需要多支出的勞資成本高達16億至20億元。　　這是一系列宏觀緊縮政策措施之后，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本報記者在浙江調查期間也獲悉，作為浙江經驗和溫州模式，困難的不僅僅在于宏觀方面，還有企業的微觀領域。企業的創造，曾是中國增長故事最有力的注腳。但據我們的調查，20%的中小企業已經走到了邊緣。　　成本問題　　成本問題有多嚴重，這是一個問題。此前多有個案的調查。但一個地方的行業和企業到底面臨了多嚴重的問題，語焉不詳。　　首要的是原材料和能源漲價。根據前述報告對瑞安9個行業的調查，企業家給出的數據是，能源、原材料普遍提價年平均在10%以上，最高提價在30%以上。其中鋼材提價10%以上，銅提價16%，化工品上漲1.2倍，有色金屬上漲23%，橡膠上漲23%，PVC樹脂每噸提價200元以上。　　而與此同時，產品價格提價其幅度也不過提3個百分點左右，因此企業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甚至走到零的境地。　　具體來說，其中參與調查的31家企業，在原材料、能源提價方面，2008年比2007年預計要多支出3億多元。其中瑞立集團預計比上年同期增加2億元以上，賽納集團增加3300萬元。　　如果2008年按瑞安市890億工業產值作為基數，原材料能源成本平均按60%計算，即534億，提價指數按10%平均值，全市企業因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上漲需多支出5億元左右。也就是說2008年瑞安市工業企業僅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能源成本的提升，需要比上年多支出70億左右。而瑞安市2007年財政總收入也不過40.03億元。原材料和能源帶來的損失是2007年瑞安市地方財政收入21.16億的3.3倍多。　　原材料成本之外是宏觀調控產生的成本。調查數據顯示，2008年宏觀調控貨幣從緊，銀行利率指數同比平均超過25%，有的企業反映同比已經超過40%。參與調查的31家企業因利息負擔，2008年需多支出3550余萬元，其中年利息多達100萬元以上的就有長城、云頂、華爾達、金石等13家企業。　　利息之外是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成本損失。調查顯示，2008年若人民幣兌換美元突破7元后，其中22家出口企業預計同比要損失人民幣收益4150萬元。　　此外是出口退稅。按出口退稅平均下降約4個百分點計算，31家企業中涉及17家出口企業，預計減少收入4000余萬元。　　令本報記者意外的是，調查報告還認為，國家宏觀調控趨緊加重企業社會負擔。報告說，各種扶貧、贊助等支出，僅參與調查的31家企業就支出達1760萬元，平均每家企業57萬元左右，最少的20萬元左右，最多的達300萬元。　　成本的上升使企業利潤大幅下降。　　瑞安全市三大主導行業、六大傳統行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在2007年的750億元產值中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率僅為10%，低于浙江全省平均水平4個百分點，而且瑞安市高新技術企業的平均利稅率僅7%-8%。　　如果從企業結構來分析，更顯得不理想。2007年瑞安全市750億元工業產值，如果以全市2萬家企業、50萬從業工人去分，每家企業年產值僅為375萬元，人均產值僅15萬元，如果再按10%的銷售利潤率來推算，扣除各項費用，企業的利潤空間是可想而知。　　最后一塊剩余價值骨牌　　在持續緊密的宏觀緊縮政策措施出臺之后，東南沿海的中小企業價值源泉已經到了“圖窮匕現”的艱難時刻。　　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如果你周六到任何一家制造業企業，會發現，企業在這個周末仍然繼續高速運轉。休息四天還算是好的。一般制造業企業一個月只有休息兩天。　　魔鬼藏在細節之中。企業運轉五天和運轉六天，在統計上呈現的直接結果是，后者比前者在工業產值上，將陡增20%。在相當長時間內，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和制造業高速增長的一個公開秘密。　　與這個公開秘密相配套的是工人工資的月薪。在這些制造業企業上班的工人，工作時間的概念不是20.54天，而是26甚至28天。　　但現在這個月薪模式將被終結。　　4月底，溫州賽納集團董事長陳則娒向本報記者稱，他們的企業勞動力成本今年將增加40%。數據的變化，是中小企業不得不接受的一個成本游戲。　　“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今年將增加40%，”4月底，溫州賽納集團董事長陳則娒告訴本報記者。這是一個中小企業不得不接受的成本游戲。　　這個數字來得如此之快，出乎企業家們的意外，但卻不過是早已存在的問題，只是今天終于爆發了。　　數字其實并不難算。新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后，原本在周末工作的時間將被當作加班費兩倍計算。比如在此之前，企業的月薪約定的每個月休息2天，那么另外6個法定休息日工作時間這次則被要求按照6×2=12天的加班費計算。這就意味著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后，月薪不變情況下，企業每個月要多支付12天的工資，是標準工作天數20.83天的57.6%之多。　　前述的調查報告估計，企業每個月因此要支付給每個員工的工資要增加400元，一年給員工就多支付高達4800元。而目前中小企業主要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員工數目較多，都以百計算。　　8小時之外，很多企業工人會加班至少2個小時，因此如果算上加班費用的增加，按照溫州市區和開發區最低小時工資標準分別為7.2元計算，相比《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前，一個員工企業一年至少要多支付1728元，而這使得企業的利潤空間得到了極大的壓縮。　　兩者相加，企業至少“損失”了以前可以從工人身上獲得6528元(4800+1728元)的利潤。　　溫州瑞安市食品行業協會發布的數據也從側面證實了上述調查。調查說，在對《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后，19家食品企業進行的統計數據顯示，年人均工資增加支出2515元，節假日加班開支支出增加919元，年補償金和賠償金增加837元。　　根據前述的調查報告，瑞安全市9個重點行業、31家企業執行勞動合同法勞資支出情況是，2008年工業企業勞資成本增長幅度有了驚人的上升，31家企業中職工工資比上年增長15%以上的有18家，增長20%以上的有8家，增長30%以上的有5家。年平均勞資成本每位職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間，最高的一家成長型企業，工人人均增加部分高達9642元。31家企業就勞資成本每年多支出達880余萬元，每位職工年平均增加企業支出達5422元。由此算下來，2008年全市工業企業預計需多支出勞資成本16億至20億元。　　這是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如果說新《勞動合同法》合情合理的話，那么上述企業勞動成本的增加則從側面印證了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的秘密：這是中小企業最后的一塊剩余價值。這何曾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魔方？　　花旗銀行在其最新一期《宏觀中國》研究報告中指出，若不考慮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比美國遠為密集的因素，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5%。　　勞資之辯　　新勞動法實施之后，勞動工資的增加只是把曾經扭曲的關系重新調回到合理的位置和水平。但這一過程總是充滿著如下的緊張和焦慮。　　本報記者獲悉，僅2008年1至3月，瑞安市勞動監察接受勞資糾紛多達292件，同比翻了4倍，其中10家企業發生的爭議糾紛是群體性勞資事件。　　勞資糾紛也為如下一個背景做了最好的注腳。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關于農民工最新生存狀況研究報告指出，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天，而工資卻比全國職工平均水平低很多，很多農民工加班卻得不到應有的補償，有四成以上沒領到加班費。　　前述調查報告顯示，人力成本占據勞動密集型產業比例很高，以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為例，約為30%，而隨著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企業要支付加班費，且很難在基本工資上做貓膩等，人力成本所占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　　這種高比例決定了人力成本這一方面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帶來企業的利潤大規模的降低。　　記者在溫州調查顯示，溫州中小企業員工一般每月都是2天到6天的休息，以2到4天的居多(法定是8天的休息)，且大多是固定工資，比如溫州市區(含鹿城、龍灣和甌海三個區及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規定最低工資是每月750元。　　事實上，750元作為最低工資標準，成為溫州諸多企業的基本工資的標準，而有企業將福利津貼等都違規算入最低工資，導致無論工人工作多少，工資基本圍繞750元轉。　　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后，浙江長城換向器有限公司的一份內部資料顯示，“公司各類職工保險增加企業負擔450%，預計達396萬元，”這其中包括工傷、醫療、失業、養老和生育險(簡稱5險)，只有住房公積金不用交。　　但新增的員工福利最后的結果卻是勞資雙方都不滿意。　　“社保要累計繳費15年，退休后才能拿到養老金，這個規定讓我們覺得不靠譜，沒有安全感。”一位員工在接受我們采訪時表示。　　在調查中，記者也被反復告知，大幅度增加員工福利并沒有讓企業工人感到滿意，瑞安長城公司的一份內部材料稱，以外來工繳納數額最大養老保險為例，“工人在交養老保險時不積極，因為每個月要交100多塊錢，并且退保工人只能拿到員工自己繳納的那部分(工資的8%)，公司交的部分拿不到(工資的20%)，且只能在浙江省內轉移，很多員工堅決不交。”　　陳則娒對《新勞動合同法》表示支持，認為其對于規范市場用工環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最關鍵是《新勞動合同法》的配套措施不到位。比如養老金不能全國流動。”　　陳舉例說，“養老保險全國統一，養老金網絡不健全，導致工人處于消極交保費狀態，如果能中央政府統一建成一個類似身份證系統的話，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盡管《新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九條指出“國家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勞動者社會保險關系跨地區轉移接續制度。”但目前相關規定尚還停留在紙面上。　　相關資料顯示，溫州全市332多萬的外地務工人員，外來員工的居住證辦理、就醫問題、子女上學等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一個大的瓶頸。　　“好的學校不讓外來務工子女進，對外來務工子女開放的學校名額又很有限，所以逼迫務工子女選擇其它學校，而這些學校就借機收取擇校費，這讓很多外來務工的農民工選擇其它地方。”一位企業負責人對記者如是表示。　　減稅正當行　　一系列的成本問題勾連的是企業家的信心指數。　　4月底，浙江省統計局副局長王杰表示，浙江省一季度企業家信心指數和企業景氣指數比去年四季度下降9.9和15.2點，更是比去年同期下降13.9和15.6點。瑞安市企業家協會提供給本報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瑞安全市三大主導行業、六大傳統產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其中20%已經關停，制鞋業已經有1/3歇業。　　對付成本問題，此前一直是溫州中小企業家得心應手的本領。“去年我們就把結算貨幣改成歐元了，要不然今年虧損是一定的。”4月30日溫州最大的制鞋企業之一的賽納集團董事長陳則娒告訴記者。　　企業微觀的緊急行動仍然跑不過宏觀緊縮政策的出臺行動。對此，陳則娒表示“包括新勞動合同法等政策實施之后，企業緩沖時間沒有，空間太小，相關配套措施不完整，給企業帶來了較大沖擊。”　　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兩稅合并之后，雖然所得稅比以前有所下降，但是政府的相應措施更快，“兩稅合并前，我們還可以享受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的減免稅，但現在這項優惠在兩稅合并之后已經沒有了。”陳則娒苦笑道。　　“遲早要實現勞動法，工資高、后勤好、環境好、家屬得到安排，越來越人性化發展，這肯定是好事，但企業和員工增加福利支出的同時，政府是不是也要有配套措施呢？”問題淺顯，但已經是中小企業主們共同的感受。　　本報記者在調查時也獲悉，現在企業做慈善已經在溫州成為流行。“有些慈善活動，并不是你想出錢就能參加的。”陳則娒告訴記者，“企業家們現在更愿意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如果有配套措施會更好。”　　除了前述社會保障需要全國統一之外，減稅已經成為挽救中小企業邊緣行走的主要政府配套措施。　　在我國，民營企業的增值稅的稅率偏高是難以回避的現狀。我國現行增值稅制把納稅人分為小規模納稅人和一般納稅人，民營企業大都屬于小規模納稅人范疇。其中工業企業征收率為6%，商業企業為4%，表面看，比一般納稅人法定稅率的17%、13%低很多，但民營企業的進項稅額不能抵扣，實際上，其稅負遠遠高于一般納稅人。　　此外，民營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率偏高。目前，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名義稅率是33%，另外規定年應納稅所得額在3萬~10萬元和3萬元以下的，分別按27%和18%的優惠稅率征收。雖然這兩檔優惠稅率不是針對中小民營企業制定的，但多數民營企業適用它。盡管如此，這一優惠稅率仍然偏高。　　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外資企業和國內大型企業優惠待遇多，而中小企業優惠少。如果再算上民營企業稅前扣除項目少和經濟效益低，根據量能負擔的原則，更顯得中小企業稅收負擔重。　　在內外資兩套企業所得稅合并后，按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微利企業實行20%的低稅率，企業主們普遍認為，這也顯得高了些。因為新企業所得稅法的正常稅率是25%，比現行稅率低8個百分點，而新稅法規定的微利企業的20%的低稅率，雖然比現行的27%這檔稅率降低了7個百分點，但比18%那檔稅率還提高了2個百分點。　　可以資以驗證的是，即使如前述調查顯示，大量的中小企業關停，甚至GDP數據出現了不同程度下滑，但是政府的財政稅收仍然呈現高速增長勢頭。如瑞安市，即使一季度GDP，如果考慮閏年的算法，下滑了5.5個百分點的話，而同期財政總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卻分別增長了27.9%和20.9%。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溫州、浙江。　　在新勞動法作為配套實施之際，“減稅正當時”。深圳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秘書長王川流告訴本報記者。